每一门手艺大概都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视自己的手艺为一种涉及灵魂的东西。在钟表制造业，这个人就是菲利普·杜佛。他站在瑞士钟表的众神殿里，不是作为一个品牌，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制表大师。他一年只做十几只表，却是世界上最好的纯手工机械表。

　　从伯尔尼到Le Solliat要坐将近3小时的火车，所以我们一早就出发了。早晨7点的火车站特别冷清，火车站所有的钟表都已经往后拨了一小时。从这天凌晨起，欧洲全部改用夏令时，为了节省天光，所有人都丢失了一小时。据说一开始瑞士人很反对夏令时，因为对时间动手脚，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最终的妥协，是因为他们的火车时刻必须与德国、法国相一致。

　　一趟火车刚好停站，车厢里只有寥寥几个人。灯光是很暖和的橘黄色，一个中年人在灯下埋头读报，一个年轻男人在敲笔记本电脑，连鞋子都脱了，一对情侣在喃喃私语，一个少女靠在咖啡杯旁睡着了。我突然有一种错觉，好像我不是在看着一列清晨出发的火车，而是窥见了某个人家傍晚的客厅。

　　一个多小时后，火车在Le Day中转，空气中寒意渐浓，沿路的铁轨开始出现积雪，越往前，积雪越厚。我知道，我们已经接近汝拉山谷了。半小时后，我们终于进入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原。也许是因为雪的缘故，一路上有一种让人陶醉的空旷感，这种感觉在瑞士非常罕见。天空是淡青色的，远处大块的云层压得很低，与雪地融为一体，雪松之间偶尔闪过几幢零星的农舍，几乎被半埋在雪中，显得格外的小，像雪世界玻璃球里的景象。

　　200多年前，这些农舍就是瑞士钟表业最初的源头。瑞士最早的制表大师都是汝拉山谷里的农夫，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手很灵巧；第二，很无聊。漫长的冬季，大雪封山，无事可做，就做一些精密的钟表打发时间。他们最擅长的是做复杂的机芯，不仅小巧，而且精准，做好以后就卖给当时一些大的品牌。这个山谷里生产的音乐盒也负有盛名。

　　火车在一条大湖前面停住，这条湖已经完全被冰冻住，空气异常清冽。小村庄没有出租车，我们正打算步行前往，恰好遇见菲利普的助手来接我们，是一个清瘦的年轻人，名叫马克。

　　车子绕过一个巨大的停车场，竟全是法国的车牌。马克告诉我们，这个村庄里有6200多人都是钟表工人，其中4000多人是法国人。因为这里的工资比法国高，所以很多法国钟表工匠每天开车穿越法瑞边境，来这边工作。附近有很多大品牌的制表工厂，爱彼、宝铂、宝玑，独立机芯厂Frederic Piguet，专业生产防震器的KIF，还有一些很著名的独立制表师，比如Romain Ganthier。

　　一路上，他把这些工厂一一指给我们看。车经过一幢漂亮的蓝色建筑，宝玑的蓝色指针正优雅地指向10点10分，但马克告诉我们，这里其实不是宝玑的工厂，而是一家机芯工厂，宝玑的工厂很早就搬到巴黎了，但他们不愿让人们知道宝玑原来已经不在瑞士，于是就保留了这样的一个外观。

　　最后，车子在一个石头结构的房子前面停下，前门有些破败，一块小小的黄铜牌子上写着“菲利普·杜佛，制表师”。

　　听到声响，菲利普·杜佛从工作台前起身与我们打招呼。他穿着一件白色工作服，白头发，白胡子，很和蔼，看上去像一个圣诞老人。前额戴了一个小型放大镜，那是制表师最重要的工具。我们握手，那是一双老工匠的手，显然经过了岁月的磨砺，很粗糙。

　　他说，这里本来是一所学校，他的女儿们小时候就在这里上学，改建以后因为房租便宜，他就租下了当做工作室。房间大概不到100平方米，因为摆满了各种制表的机械和仪器，显得很狭窄，但一切干净有序，并不给人拥挤的感觉。他的工作台正对着两扇宽大的玻璃窗，屋外是一大片空旷的雪地，天光漫射进来，屋里的一切摆设都显得很生动。

　　“我们的工作需要充足的光线，因为必须把视线集中在很小的东西上，很伤眼睛。不时地看看外面，激活一下视野，感觉很好。你能感觉到季节的变化。冬天的时候，有人会在这里滑雪，再过一个月，冰雪就会全部融化，草木重新长出来，到时候会有牛在这里吃草。”他耸耸肩膀说，“有牛的时候，我就没法工作了，它们不肯安静。”

　　菲利普试图为我解释工作台上的工具，那些排成一列、大小不一的镊子、起子、锉刀、撬刀都是干什么的。工作台正中位置躺着一块怀表，用防尘罩盖着。他解释说，这块表是老买家送过来维修的，“机械表和车一样，需要维修，需要加油，但只要五六年做一次维修，它可以维持到永远”。

　　那是一块非常漂亮的怀表，是他20多年前做的，具有大小自鸣三问功能，全世界只有五只，这一只属于一个文莱人。

　　菲利普拨动怀表上方的一个拨柄，怀表开始打簧报时，当当是报时，叮咚叮咚是报刻，叮叮则是报分。他解释说：“把这个表打开，你也许只看到一些簧条、音锤、齿轮，但这些簧条、表壳甚至表壳材质的选择，都会影响它的音质。问表的表壳就像小提琴的木身。”

　　三问表与陀飞轮、万年历一起，被视为机械表的三大技术高峰，造价十分昂贵。但那时候，菲利普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三个女儿还小，他的积蓄只够做完机芯，没有余钱完成外壳的部分。他试图卖掉那个机芯，但没人愿意买一个新人的表。卖给大厂商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拿着这块机芯找到了爱彼，他们给了他5块表的订单，这一做就是5年，“每一块表要花上2000个小时的工作”。

　　周围静极了。虽然这几天我们已渐渐习惯瑞士的安静，但这里的静，仿佛又有不同，是一种万籁俱寂的味道，让人想起“千山鸟飞绝”之类的诗句。在这样的静谧里，我感觉自己渐渐靠近了瑞士的灵魂，安静，缓慢，好像时代的变迁与这里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一个老制表师和他的徒弟，世界就这样实实在在地传承下去。

　　“只有两个人，不觉得孤独吗？”

　　“30多年了，一直都是一个人工作。孤独不是问题。”他巡视屋内，说，“以前这里有5个人，但他们待了一段日子，都走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胆子。”

　　菲利普就出生在这个村庄。他年轻时出去看过世界，在法国、德国、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一生绝大部分时光还是在这里度过。“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你们看到那个大湖了吗？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冰。春天到了，沿着河岸可以捡到野蘑菇，秋天我会去河对岸的树林里打猎。我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大哥去洛桑学印刷，父母要支付他的火车票和住宿费，但他们只能支付一个孩子走出这个山村。我读书不好。父母说，你必须学一门手艺。”

“我的选择不多，农夫、木工或者去技术学校。那时候我对摩托车很感兴趣，就想学机械。我去考试，老师说，你的头脑OK，手也OK，就是数学不大好。那好吧，我就学了制表。所以，并不是我选择了自己的职业。”

　　但是，做一个独立制表师，却是他自己的强烈意志。“为别人做表是很难的，我是指心理上。你用一年的时间，你把自己的一部分放进一块表里。一切都是你做的，但别人签下了他的名字。你甚至不能提，这是你的表。”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那些大企业对他的表的不尊重。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他的一块表扔进口袋里，跟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他的另一块表被拿去做展览时，竟和几块表一起搁在一个塑料袋里，一路上生生给撞坏了。“我宁可扫大街养活自己。”他说。

　　1978年，他正式成为一名独立制表师。一开始接的活主要是修复古董表，他的客户大都是拍卖行或博物馆。如果是20世纪初的表，他能修得跟新的一样，非常完美。如果是16、17世纪的表，他能让它们再走动起来，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但要恢复准确性却是不可能了。

　　“那些都是非常昂贵的古董表，十之七八来自汝拉山谷，都是历代制表大师的作品。有些是签了名的，有些没有，但我逐渐摸索出每个大师不同的风格。它们的功能非常复杂，精巧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有些部分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有一些传统工艺，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尤其是70年代，在日本石英表的冲击下，瑞士的钟表业几乎死掉了一大半，有些东西再也无法恢复过来。我这些年所做的，其实都是在试图学习和恢复那些汝拉山谷已经失传的工艺、技术和知识。如果你听到别人谈技术创新什么的，一定要警惕，陀飞轮、问表都是200多年前发明的，我们今天所做的，只是利用现代科技，把那些复杂功能做成更小的尺寸，从怀表变成手表，如此而已。”

　　从15岁到60岁，菲利普一共做了165块表。1982年，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大小自鸣三问功能的腕表。两年后，爱彼才开始做同样功能的腕表。

　　1996年，他推出一款Duality腕表，是世界上第一只配备了双擒纵调速机构的腕表。它的原理是将两套完全独立运行的摆轮和擒纵器，通过一个安装在四轮上的精密微小的装置进行整合协调，从而增加手表的准确性。在Duality之前，擒纵系统的革新已经停滞了很多年，瑞士一本权威钟表杂志将这一发明与200多年前宝玑发明陀飞轮的成就相提并论。

　　2000年，他推出了Simplicity，这是他返璞归真的一款表。没有陀飞轮，没有万年历，甚至没有日期，它只有一个功能——报时。他说，这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手表，追求的是纯粹和可靠性。

　　他手上就戴着一块Simplicity，序号000，是2000年的原型，白金的表壳，底盖是蓝宝石水晶，可以看到精美的手动机械机芯，夹板上装饰有传统的日内瓦波纹。我手中握着那块表，只觉得温润如玉，简洁干净到了极致，其他表都成了庸脂俗粉。

　　这块表他已经戴了9年，但看上去就像全新的一样，看不到一丝磨损的痕迹。最初，我们只是惊叹他的技艺高超，直到后来在沙夫豪森采访IWC的制表大师柯特·克劳斯，他手上戴着一款达·芬奇万年历腕表，才一年多，但表壳已有明显磨损。那时我才明白，工业化生产出来的表，和自己一点一滴手工打磨出来的表，哪怕都是自己的设计，自己的心血，感情上也是不一样的。

　　“手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