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句话，放在飞亚达董事总经理徐东升的身上再贴切不过。

手表工艺设计、产品摆放位置、购物环境的干净和舒适度，都在他捕捉的细节范围之内，甚至，一个错别字、传真格式的一点不同、乃至一根头发丝掉到展厅地板上，都可以引发“神经敏感”，这样的老板似乎是有点可怕。

但这只是某种表面现象。徐东升给人留下的印象类似于电影《The Devil Wears Prada 》（《穿P r a d a的恶魔》）中的人物。身处奢侈品行业，无论是服装还是手表，对于细节的偏执都来自内心对于“美感”极致的追求。

2011年3月24日，在巴塞尔钟表展的1号馆，这个堪称钟表爱好者和众多钟表企业的“梦想之馆”中，除了看到百达翡丽、宝玑、欧米茄、劳力士（R O L E X）等大牌展品之外，还发现一个亲切的中国名字——飞亚达（FYITA）。

能进驻1号展馆，对于钟表品牌来讲，代表着至高的荣誉。1号展馆要求参展品牌要么附属于高端的奢侈品集团，要么本身必须在5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分销，即被认定为“国际品牌”，这是最起码的资质。所以，自从1995年巴塞尔钟表展确立了其尊崇的地位后，世界顶级钟表企业就以进入或者确保自己在梦想之馆的存在为荣。飞亚达，最终改写了巴塞尔展1号国际品牌馆无中国品牌的历史。

能跻身国际知名奢侈品之列对徐东升来说，只是开始远未结束。作为飞亚达的掌门人，他的偏执，从某种意义上，还透着对中国奢侈品品牌的危机和赶超意识。

“和那些国际品牌去交往，如果你穿的衣服，比如上衣和下装的品牌配不起来，皮带也配不起来，人家可能都不愿意和你说话。只有长时间进入这个行业你才会理解这一点。人家觉得你很不懂品牌，凭什么要和你接触呢？”为此，自嘲为“出身太土”的徐东升，也买了很多国际品牌服装去学、去改造自我。

然而，这不过是打造国际品牌的一个细枝末节，在徐东升看来，不仅衣着打扮、言谈举止要符合品牌精神，思维方式的转换更迫在眉睫。徐东升坦言，塑造一个合格的“品牌人”是个系统工程，对于每一个飞亚达人来说都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艰难甚至非常痛苦。

痛苦的“品牌化”

国外数百年的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个宗教、艺术的长期积淀，使得欧美人对于美的感受、认识、鉴赏、鉴别以及创造能力都较好的积淀，高端奢侈品正是在这种土壤中诞生的。

相比欧洲钟表业高端品牌动辄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中国公司20多年的发展史，不过弹指一挥间。深圳1000多家钟表企业，目前在整个国际钟表业价值链中主要承接的仍是加工制造基地而已。

在2003年初，徐东升“临危受命”接手飞亚达，当时瑞士、日本等国际大品牌已经占领了中国手表市场80%以上的份额，而国内表业却出现了两种极端心态：一种是妄自菲薄，认为高端品牌高不可攀；另一种却正好相反，有点知名度的公司看到身后的小品牌，沾沾自喜，夜郎自大。

当时，飞亚达的境况也非常不如意，销售额已经连续5年大幅滑坡。但徐东升说，他不喜欢矫情地做企业。“那时候整个公司负债率8%，我们如果从银行借五个亿，负债率才50%，你想想那些没钱发工资的企业是不是更难？”

审时度势，在壮士断腕般砍掉多元化子公司后，徐东升带领团队将“品牌”调整为战略核心，业务收缩为手表产品和国际名表零售两条主线，开始朝“塑造国际化品牌，成为全球化企业”的愿景努力。

但是，对于“品牌”的改良，难度比预想的还要大。欧洲人做品牌，经常提到的是3P+C，也就是产品、价格、渠道和沟通。但是，对飞亚达，徐东升还加了一个P，即人。对“品牌人”的观念改造，似乎才是最难逾越的瓶颈。

新官上任时，有些同事不接受他的产品系列化改革，恨不得每一个产品都有创新，总认为新产品就要标新立异。

于是，徐东升反问道：“你们觉得劳力士好不好？劳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