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B.H.ПиПyHbIров 著     张遐龄 译



              太阳钟和水钟中世纪早期在欧洲的发展

古代遗产——儒略历、太阳钟和水钟——传给了欧洲人。中世纪早期，在西欧除了太阳钟和水钟外，还没有其他的钟，而且太阳钟比水钟多，也比水钟传播的广。约在十三世纪出现的沙钟，在西欧一些国家里得到了普及，有时甚至代替了水钟。

因此，中世纪早期不仅没有给西欧带来什么新的，甚至许多过去的遗产也都丢失了。依•阿•格别尔格（и.A. Гейберг）正确地论证说：“西方仅得到了罗马人瘦的遗产，而且仅仅是在野蛮和教会允许的程度内进行支配”。

但是，甚至在罗马帝国衰落时期，还曾有过个别的尝试，企图恢复对西罗马文化的兴趣。在意大利狄奥多里克（Теодорих）王朝时期（公元493~526年）也是这样。狄奥多里克是东哥特（日尔曼哥特族的东支）国王、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罗马的科学和文化，开始接近象哲学家包爱齐（Бoзций）、历史学家、参议员卡萧多尔（Каccриoдоp），以及其他一些进步人士，因此，也就保存了太阳钟和水钟的制造艺术。根据勃艮第国王贡多巴德（гyHдибaлbд）的请求，狄奥多里克给了他水钟和太阳钟。关于这一点，狄奥多里克写道：“勃艮第国王坚决请求我们同意送去以水流来测量时间的钟，以及用太阳光线来计算时间的钟。同时，他们也请求送去制造这些钟的工匠。“为了建立良好的睦邻关系，狄奥多里克把太阳钟和水钟作为礼品送给了贡多巴德，同时，还有制造钟表的工匠。总之，送了向他请求的一切。

不能这样想，在狄奥多里克时期，钟以及制造太阳钟和水钟的技艺得到了广泛地传播，没有，那是钟还未成为日常生活的用品。

是的，从卡萧多尔的观点来看，对钟表匠来说，哲学的教育并不是永远必需的。艺术，这是“以笨拙的方法实现的，而且是无知识的”，但是，在手工业者和那些将自己的艺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以及那些“经过四道数学门”才进入到艺术的人之间，是有着巨大差别的。卡萧多尔是想说，真正的钟表匠是以算术、几何、天文学和力学知识为依据的。当以狄奥多里克的名义在公元507年发出那批订货制造的太阳钟和水钟时，在给包爱齐的信中，他谈出了这些思想。他坚信，包爱齐所受的科学和哲学的教育，会给他顺利地完成订货的一切可能性，极大程度地赞扬了包爱齐的知识和天才。卡萧多尔给他提出了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只钟，您做成这样，使得日晷的杆——白天时间的指针——以其投射的短影指示时刻，这样，不动的小半径标记着美妙而伟大的太阳走过的日程，再现了它的经过，而本身不知道运动。如果天体感觉到了这一点，它们将产生嫉妒心，并将改变自己的行程，而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嘲弄。由光线运动的白天钟，是怎样的奇迹，如果阴影指示它……？”

“第二只钟”——卡萧多尔接着写道——“应当是不用太阳射线的帮助，而能指示将夜间时间分为若干部分的钟。它不得对天体有任何的依赖，以水流的过程来表示天空的运算。在它的运动中，指示天空的周转。这样智慧的劳动力图认识自然的力量。机械力图从相反的自然力来再现它。力学——猜想自然界隐秘的朋友，明显地揭示新的方面，起着奇迹的作用……。”

卡萧多尔写道：“在你们的作业中，允许忽略小时的量度吗？要知道，我是要使你们适应两种钟：一个，太阳光线是指针；另一个，是水钟。这里，钟既指示白天时间，也指示夜里时间。要知道，在白天有时是没有太阳光线的，水是妙不可言的。自然界的划分，协调地组成人的艺术，激励它的战士进行着有旋律的劳动。”
卡萧多尔提到了给朗该多克（Дaнгeдок）寺院制造的太阳钟。

在六世纪中叶，教育开始衰落，甚至在意大利本身也是这样。罗别尔松（PoбepTcoH）正确指出：“在六世纪末的西欧，难望写出其他的什么文学作品，除了宗教的之外。”

为了在寺院中协调宗教服务和仪式，曾经需要太阳钟和水钟。显然，尽管六世纪末在大的教堂和寺院中才有钟，绝大多数教堂和寺院，特别是在中世纪早期的高卢（Галлия），都把钟丢掉了。六世纪作家、主教格利高里•图尔斯基（Григорий • Typckиий）（约公元540~594年）在自己的《Liber der cur sibus ecclesiastic》著作中建议，无论如何在寺院中不能按计时仪器确定夜里祷告时间，而要按恒星，正是因为这样，才将天文学置于僧侣服务的地位。格利高里•图尔斯基列举了这个或那个恒星出现的时间，以及如何根据恒星来确定时间，因此，他甚至不提钟，就好像没有过钟似的。

还有一点不清楚，就是比格利高里•图尔斯基晚些时候的另一位作家伊西道尔•谢维尔斯基（Исидор CeBилbckий），也没有提到过钟。他是主教（从公元595年到636年任教授），是当时技术和文化珍品的热心收藏家。在他的著作《词源学》中，虽然我们找到了hora一词的定义，但是没有暗示钟的存在。在涉及天文学和时间的一些章节里，叙述了太阳的运动和作用，白天、夜间、小时和瞬间，家庭的和花园的工具和器具，墙壁的装饰，各种不同形式的手艺，但伊西道尔•谢维斯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日晷”或“钟”。

不仅格利高里•图尔斯基和伊西道尔•谢维斯基对六~七世纪在高卢和西班牙是否有钟保持沉默，大陆的外阿尔卑斯山的欧洲考古学家，也只字未提。中世纪早期的太阳钟保留到现在的，只有冰岛和英国的，没有高卢和西班牙的。

当欧洲大陆发生野蛮人（罗马人这样称呼日耳曼部落）入侵时，先是在爱尔兰，而后在英格兰，野蛮行为几乎毁掉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最后遗留部分。在寺院僻静的地方，古希腊罗马的科学虽然得以保存下来，但已经把它变成适合于教堂的需要。
“弗•丹聂曼（ф•Дaннemaн）正确指出，日耳曼文化世界是藉助于古代才认识了太阳钟，首先是七世纪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爱尔兰寺院的居民是很稠密的，在靠近英国切斯特（Честер）的班高尔（BaHГор）曾有过二千名僧侣。这些僧侣从事拉丁文、希腊文和天文学的研究，还从事著作，内容不仅有精神方面的，也有非宗教方面的。在他们那里建筑学得到了特殊的发展，其中，包括太阳钟的制造。

爱尔兰更富有古代的太阳钟。在墓地可以看到这些以不同尺寸的大石块制成的钟。钟盘为半圆形，其上划有时刻线。其中一些稍晚些时候的钟的钟盘上，划有我们习惯看的12条时刻线。

七世纪初叶，富有战斗精神的天主教堂，为了从旧的不列颠教堂手中夺取反对者的最后武器——科学教育，开始在英格兰建立学校和寺院，在英格兰，寺院成了治学和教育中心。阿•莫尔统（A`Moptoh）写道：“一些寺院，特别是诺森伯里亚（Hoptymбpия）寺院，成为治学的榜样。当时欧洲最有教养的人、英格兰著名历史学家之一，别达就是在乔罗乌（Джoppoy）的这样寺院之一生活和工作过。”

别达•多斯托波奇钦（公元673~735年）是中世纪早期最有远见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涉及到了当时知识的所有领域，包括星盘装置和太阳钟装置（”用金属盒木料制成的六边太阳钟，每边都有日晷”）。 别达•多斯托波奇钦在什么地方和向谁学习了制造太阳钟的艺术，使这种艺术在不列颠寺院的学者中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在英格兰，从盎格鲁撒克逊人时代起保存了大量的太阳钟，在比尚斯顿（BиIIIoнтон）古教堂门上的钟具有代表性（伯爵领地萨塞克斯），是七世纪的产品（图1）。沉重的石盘上边为半圆形钟盘，用13条半径分为12个刻度，其中有5个刻度符合教规要求的时刻（matutina,tertia,sexta,nona,vesper）①，这5条线比其他线长，端部为十字。钟盘上部用曲线条几何图案装饰，并有EADRIC字迹。这也很可能是七世纪带有太阳钟的石制方尖牌，是在布克斯特（БилbфриД）发现的，其上有北欧古代文字的字迹，并用具有自己风格的雕刻装饰的。由上可见，方尖牌是由诺森伯里亚国王的儿子、死于公元664年的奥斯文•爱尔弗列德（OcbиH злbфрeД）所建。 

在汉普郡（Хэмпшир）的三只钟，是根据维尔费里德（BилbфриД）主教倡议制造的（七世纪七十年代）。这些钟盘的分度数不一样：一只为12，另一只为4，第三只为8.

在意大利，象在高卢和西班牙一样，甚至在罗马教皇的住宅，都一直保持用太阳钟和水钟来确定时间的传统。格利高里大帝去世后，萨宾尼安（Сабиниан）于公元604年即罗马教皇位，很快就认识到在教堂没有钟是不行的，当时写道：“在教堂要设置太阳钟和水钟，以便区分一天的时刻。”萨宾尼安占有教皇御位二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特别是在意大利境内，他所以能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是由于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僧侣以传教士的劳动促进了计划在高卢的实现，否则萨宾尼安教皇的命令也只能是长久地停留在纸上。欧•阿•多毕阿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O•A•ДoбиaШ-poжДecTBeHckий）教授指出：“在七世纪末八世纪初，爱尔兰和盎格鲁撒克逊的传教士充满了高卢，给大陆带来了别达的天文学和编年的论文。在其影响下，他的不固定的节日日期计算表、他关于时间的严格和准确思想，以及他在《论时间和年代》中的崇高宿愿，传播到了所有的寺院。只是从这时起，高卢的太阳钟文化才开始从死点移动；只是这时，在寺院、教堂，以及宫殿的墙壁上和庭院中才开始出现太阳钟钟盘，这是古典中世纪‘大太阳钟’的先驱者和广场以及街道的教父。

开始进入富有精力地发展的加洛林王朝时代，教堂钟声的节奏计量了寺院和教堂的生活，最后成为居民生活的调节器。“

不应当这样想，太阳钟在西方的出现，是按着魔法权标的手势而招来的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僧侣所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