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烟台制钟业创建95周年。近百年前，在北方商埠烟台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机械制钟工厂——宝时造钟厂(后称德顺兴造钟厂)，从而改写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计时仪器的国家却被洋钟霸占市场的历史。1937年英国人A·G·Ahmed编著的《烟台通志(1935-1936)》中写道：“作为中国钟表工业的先驱，德顺兴有一个传奇的经历。德顺兴造钟厂今天在烟台工业界的崇高地位，完全归功于天生聪慧和眼光长远的企业创始人——李东山。”

 

    从普通商人到制钟创始人

    李东山，名树桐，字东山。1873年8月生于山东威海。自幼家贫，不曾入学读书。15岁时独自来到烟台，先后在商家学徒和从事小贩生意，积攒一点小资本后，在烟台太平街南端开办一个水炉小铺。由于店址距海关较近，他经常去参与海关走私商品拍卖处叫行，往往能捡到一些便宜。据传说，李东山在一次叫行中意外发了一笔财，成为他创业的第一桶金。几年后将小铺扩办成五金商店，字号“德顺兴”，经销五金品兼营百货。后来他又在烟台开办了制伞厂和玻璃厂，在威海开办了花炮厂，这些都为他后来创办造钟厂积累了财力和经验。

    烟台是较早对外通商的北方商埠，德顺兴五金行所处附近的朝阳街上，早已是洋行林立，商号遍布。1912年初，德顺兴五金行开始经销德国、日本产的机械摆钟及其零件。经销中李东山发现，机械制钟虽有一定的技术难度，但所需的机械设备并非很多，算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国人自办钟厂制钟，不仅可行性较大，且劳动力成本低，售价可低于舶来品，必可独得其利。可以与李东山进行交流的是一位修钟匠唐志成。唐因常到德顺兴五金行购买钟零件与李相识，李便向唐讨教有关摆钟常识，进而流露拟办厂制钟的念头，唐志成理所当然地成为李东山办厂制钟的支持者和合作者。

     1912年8月20日，孙中山先生由上海水路北行赴北京议事，途经烟台做短暂停留。在烟台各界举行的欢迎会上，孙中山先生发表演说，以张裕公司为例倡导发展制造业，杜绝“利权外溢”，使烟台商界不少人士深受启迪，其中就有在场的李东山。他经营德顺兴五金商行已十几年，经销商品多为舶来，尤其时钟皆是德国和日本所产，对“利权外溢”有切肤之痛。而中山先生的“实业救国”呼吁及“从制造业下手”观点，帮助他最终做出兴办机械制钟实业的决策。

    李东山首先要掌握制钟的基本技术，他知道世界上机械制钟技术源头在德国。1913年李东山通过长年打交道的驻烟德国盎司洋行，去印度签证并辗转到了德国。在德国UHGHANS钟厂他做了两年勤杂工，这期间偷偷记下制钟所需设备和原材料的型号，了解到制钟的基本工序。两年后李东山购买了一批原料和几台设备，乘远洋轮回国。他感到仍未掌握关键技术，回国不久又东渡日本。通过在日友人的关系，以购买设备为名进大阪钟厂观摩学习制钟技术。

    回国后李东山将学到的技术口述给唐志成，同时在他经营五金行附近的朝阳街南段路东动工建造厂房。

     1915年7月，烟台宝时造钟厂开业，李东山任经理，唐志成任厂长兼技师。工厂开业后，一方面生产汽灯等五金产品支撑企业运转，另一方面由唐志成试制产品和培训工人。3年后，宝时钟厂生产出第一批“寶”字牌机械摆钟。 

    爱国之心与经营之道

    至今我们可以在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里，看到90多年前生产的第一代“寶”字牌摆钟。同时还可以看到一台产于1930年代初的“寶”字钟钟壳背面，贴着一张约32K大小的证书，顶端为商标图形居中，“请用国货”四字分列两旁。

    “寶”字钟问世不久，恰逢“五四”运动引发了全国性抵制日货运动，烟台商界成立“维持国货团”，联合停止购销日货，提倡购买国货。李东山作为德顺兴商行经理，积极加入维持国货团体，坚决不卖日货，并发动职工家属上街支持游行宣传抵制日货的学生。而作为宝时钟厂经理，他从这场爱国运动中为推销“寶”字钟找到了契机。“请用国货”的广告宣传，“永远保修”的承诺，低于洋钟的销价，使“寶”字钟很快在胶东立住了脚。1923年至1928年间，因日本在旅大的租借权问题、日本人制造的上海“五卅”惨案和济南“五三”惨案，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地爆发抵制日货运动。在这个天时地利的环境下，“寶”字钟以物美价廉的国货面孔出现，深受国人青睐，迅速在华北打开销路。在东北三省“寶”字钟更是热销，东北各地客住众多的山东人，对来自家乡的国货尤为喜爱。1928年至1931年间，宝时钟厂日趋兴旺。迄1931年，职工人数从100余人发展到500余人，年产摆钟55000多台。为了减少税负，1931年李东山将宝时钟厂与德顺兴五金行合并为德顺兴造钟厂。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市场受阻，华北市场萎缩，致使宝时钟厂产品滞销，资金不转。李东山派出人员到广州、汕头、上海、杭州、武汉、重庆、郑州等地，采取先货后款的赊销办法推销。两年后南方市场逐步打通，“寶”字钟不仅行销沪、宁、穗、渝等一批大城市，在上海等地设立代办处，而且销往香港和南洋。1933年，以扶持国货为己任的新加坡华侨公司，慕名到烟台来订购“寶”字钟，自愿做在新加坡和南洋各国的总代理，当年即出口1万多台，烟台钟从此开始在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热销不衰。

    由于李东山善于应变，企业不仅转危为安而且更加兴盛。1934年至1936年，李东山先后在朝阳街南首兴建了新办公楼和电影院，并请书法家为新楼门楣题写企业字号“德顺兴”，其踌躇满志可见一斑。这期间德顺兴钟厂生产的挂式和座式摆钟多达上百个款式花色，并投产单铃和双铃两种闹钟，这在当时中国也属首创。李东山还投资于十几家工商企业，成为本埠名声显赫的实业家。有了经济实力的李东山，还热心于公益事业，捐助教育。

    李东山在商场上善于企划筹谋，人送外号“李小鬼”；为人谨慎、低调，远离政治和官场，却深明大义，嫉恶如仇。1935年烟台发生了枪杀女学生徐明娥事件，李东山为声援向国民党政府抗议示威的学生，带头罢工罢市，让他所在的商业街一度成为“死街”。1938年日军占领烟台后，对烟台制钟业觊觎已久的日本特务组织岩城商会首先拿“德顺兴”开刀。先是要与“德顺兴”合股经营，又要给李东山一个伪商会席位，均被李东山谢绝。

    作为花炮厂东家的李东山，曾暗中支持其继子李殿章为八路军胶东牙山兵工厂提供硝磺。日伪政权见李东山不肯顺从，便以李殿章资助八路抗日为罪名，将其抓进日本宪兵队羁押数月。李东山为救儿子最终答应与日本人合办商行，委蛇敷衍忍受敲诈。

    受此打击，李东山无心再经营企业，加上钟厂屡遭日伪政权巧取豪夺而大伤元气，使他心灰意冷，渐退出工厂经营管理。李东山本来生活俭朴，晚年更加淡泊。赋闲中无师自通的他常以画画为乐，尤其愿意画墨菊，以此表达自己对孤傲和淡定的品格追求。

    制钟业的繁衍与传承

    李东山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他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制钟企业，还在于他为烟台制钟产业乃至全国制钟产业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宝时钟厂开业12年之后，即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中期，烟台有永康、盛利、永业、慈业等5家钟厂相继开业。这些钟厂，有的是靠出自宝时钟厂技术骨干自己创办，有的则是李东山直接出资和出人帮助创建。对于从自己的队伍走出来而又将成为竞争对手的同行，李东山不囿于“同行是冤家”的狭隘意识，而是基于商业集群效应的认识给予积极支持和配合。到1934年底，烟台各钟厂从业人员达到1050名，拥有设备290余台，年产时钟16万余只，花色品种上百个。货物销路北达辽宁、吉林、黑龙江各省市，南至安南、缅甸、新加坡以及南洋群岛各地。

    在烟台制钟业繁衍发展同时，先后有十几名技术骨干从宝时(德顺兴)钟厂走出，到天津、青岛、沈阳、丹东、上海、北京开办造钟厂，把制钟技术传授到各地。

     1934年5月，在泰山赋闲的冯玉祥将军到烟台考察，特意参观了永康钟厂，当他看到一台台精美的时钟从同胞手中产出，喜不自禁，即兴赋诗盛赞烟台钟表：“谁说国货没有洋货好”，并买下4台不同款式的钟留作己用。

     1936年烟台第六家钟厂仁昌造钟厂开业不久，抗战爆发，华北沦陷，交通封锁，销路堵塞，烟台各家钟厂经营举步维艰。

     1945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解放了烟台。中共烟台市委竭力扶持德顺兴等3家钟厂恢复生产，同时需要工厂帮助做一些支援前线的事情。早已退到幕后的李东山诚心诚意拥护新生的人民政权，并授意工厂主管人，凡是人民政府需要工厂办的事情，无需与他商量只管办就是。1946年春夏之交，周恩来副主席在延安写信给中共烟台市委，要求烟台组织生产一批优质时钟，作为宋庆龄先生赠送给外国友人的礼品。烟台市委将这一任务安排给德顺兴钟厂，李东山立刻要求工厂圆满完成任务。

     1946年10月，李东山在烟台病逝，享年73岁。可以令逝去的李东山先生欣慰的是，以他所创建的德顺兴为首的烟台制钟业，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和扩张，成为国家重要的钟表生产基地之一，并培育出“北极星”这样的驰名中外的民族品牌。此为后话。




中年李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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