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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动荡不安的童年

我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市民家庭。

   我父亲原在中国津浦铁路局做事。但几年后,他辞职和几个朋友合伙,在上海和香港之间经营贸易生意。

   抗战时,父亲去了重庆,在近郊一个叫小龙坎的地方经营一家炼油厂。那个厂,名叫新源炼油,是从桐油中提炼汽油、柴油和煤油,供应战争期间能源紧缺的国内市场。这样的生意,出产的是当时社会需求旺盛的物资,所以生意做得不错。

   抗战胜利后,父亲本打算去东北发展,所以一度人在沈阳。他计划和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合作,把炼油工程做大。但这个计划尚未谈妥,国家政治形势已变得异常动荡。很快,国共之间爆发战事·内战的结果,令旧政权败退台湾,共产党接管大陆。父亲的炼油梦无疾而终。此后,父亲便去了香港,重拾他的小型贸易生意。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在他的生意中忙碌。

   我的母亲是父亲的续弦。父亲在和母亲结婚之前有过婚姻,生有一儿一女。记得同父异母的哥哥是一位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抗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孙立人将军的炮兵部队,后因腿部负伤退伍。解放后回归故里,在上海一所学校教书。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在我母亲和父亲婚后,便由母亲照顾。婚后的母亲,和许许多多上海普通人家的妇女一样,成为家庭主妇。

   母亲生有我们两男一女三个孩子。记得那时我家和外公家是住一起的,它位于现在的黄浦区(原卢湾区)、早先的法租界;那条街名叫巨莱达路,也就是现在的巨鹿路。那里是上海比较好的地段。那时的父亲和一般男人都差不多,总是在外忙着,平时难见人影;母亲呢,勤勤恳恳在家里相夫教子,照顾父亲、照顾我们四兄妹。这也是上海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缩影。

   母亲所生的两男一女中,我是老大,我下面有一弟一妹。

   小时候,我小名叫小老虎。这小名从何而来呢?那是因为三四岁时,过端午节,上海的风俗,会在小孩子额上,用雄黄粉蘸着水,写一个大大的“王”字。据说这样可以借百兽之王——老虎之威势,驱虫辟邪避病。而我,额上写个“王“字,又穿一件印着老虎的衣服,蹦蹦跳跳,自以为就是一只小老虎。那时的我,喜欢这样的感觉,衣服穿了几天都不肯脱,成天在家里、弄堂里窜来窜去。

亲戚朋友们看到了,都逗我说:哇,小老虎来了,小老虎来了。我也得意地就像小老虎般地活泼好动。

   这一来一往,小老虎的名号就被叫开了。我呢,也很乐意被这样叫,于是,“小老虎“便成了我的小名。

   虽然说小名叫小老虎,好像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孩子,其实恰恰相反,我的性格并不外向。我这个人平时不喜欢多说多语,有点闷;不但不怎么爱社交,也不怎么爱和人搭讪多聊。甚至连一

般亲戚朋友喜欢的人来客往的那种应酬、招呼、寒暄都懒得参与。

   记得一年冬天,要过年了,按照上海的传统风俗,小孩子,晚塑,新年之大年初一要挨家挨户地给亲戚长辈和街坊邻居们拜年;而长辈呢,在这时会笑眯眯地模出预先准备好的红封袋,给孩子们一点压岁钱,让大家乐一乐。

   但我生性独来独往,并不喜欢到处见人和拜年,也不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凑热闹。所以,当母亲让我去给长辈们磕头拜年,我就是不肯移步,不愿意去拜。不给长辈拜年,当然也没人强迫你去,但这样一来我就理所当然地没拿到压岁钱,没拿到红包。所以,看到弟弟妹妹和别的孩子拿着拜年得来的红包,兴高采烈地蹦蹦跳跳,这就让我不高兴了,觉得自己吃亏了,于是就对母亲赌气,显示自己的不开心。

   母亲笑了。做妈妈的总明白儿子的心思,她说,没拿到红包,不高兴了吧!那行,你得去补拜个年才行。你给长辈拜年了,自然就有红包拿来。于是,妈妈便笑着亲自手搀着我的手,再去一家一家地给亲戚朋友拜年,再去把红包讨回来。

   捧着红包,我这才开心起来。

所以,由此或许可以看出一点我的脾气和性格,那就是有点犟、个性有点孤僻。

   我实在不很喜欢交际应酬,也不很善于交际应酬。所以,一般的客套,能省则省,能免则兔,我不喜欢逢场作戏。人生这几十年,我每每遇到自己的生日,也从不举办庆生会。朋友间的迎来送往、吃饭请客,或者把酒言欢、攀谈交情,我都比较淡泊,敬而远之。

   不熟悉我的人认为我孤傲清高,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性格使然、孤朴而不虚情假意。

   我不爱多说话,喜欢静静地听别人发表意见,冷静地思考我自己的事,悄悄地实践自己的主张,更喜欢千一些不易为之却很想为之的事。有人甚至认为我似乎有点我行我素,独来独往。是的,天性如此,这也许就是我的一种行事风格。

   这种性格特点一直影响到我长大成年后的工作、生活和待人必事。

我出生在1935年的上海,那是日本侵华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居于法租界,所以相对其它区域而言,还算安全和安定,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颠簸动荡。但三年以后,也就是193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爆发了,自此,偌大的上海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我童年中印象深刻的动荡不安和颠沛流离的生活就此开始。

我清楚地记得,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成功,日美战争爆发:在上海,日本人更变本加厉、嚣张蛮横地侵入租界,全盘占领上海。

   因为我们不愿意活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母亲决定全家去重庆与父亲团聚。于是,母亲征求了亲戚朋友的意见,与愿意同行的父亲的一些亲戚、外公家的亲戚,大约二十多人,结团组队,后程离开上海,去祖国西南大后方的陪都一—重庆逃难。

   由此,我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逃难”历程。

从上海到重庆的路很长很难走,崇山峻岭,没有万里也有几千里。日本人当时已占领上海周边地区,战火连绵,交通不便,根本没有火车或汽车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直达重庆。唯一的路线,便是往西北辗转,利用各种方式,见缝插针地奔走于江苏、安徽、河南、山西和陕西那个方向,以图迂回曲折地行进,最后自陕西南下四川,抵达重庆。

   所以,我们的第一站,便是从上海乘沪宁火车到南京,过江经浦口转达徐州,然后换陇海线西望长安。

   可是,我们的火车开到安徽北部的界首,就嘎然停下。原来,前方铁路中断,所有乘客必须下车,用两条腿走路,各奔前程。

   我们这支二十多个人的团队,大城市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从来就没有思想准备,居然要步行赶路,这可如何是好?还好,我们的队伍有一个主心骨、领队,那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当时正值中年,聪慧、稳重而年富力强。亲戚们都信得过她,愿意听她的指挥和调度。于是,母亲毅然承担起这个重任。她不仅要照顾我们四个孩子,又要当二十多个人的逃难队伍的头,我的母亲让我敬佩。

   记得我随母亲和亲戚长辈们马不停蹄、不分白天黑夜地赶路,非常疲劳。我曾坐过破破烂烂、开开停停的旧汽车,也搭过叽叽嘎嘎作响的手推独轮车,餐风宿露、顶风冒雨,那种生活是居住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孩子和大人都无法想象的。

   去河南途中,有一段路,我们还乘过闻所未闻的以烧木炭为动力的老掉牙的破汽车。那车在半途还不争气,抛锚出故障,一下子开不动了。百般无奈之中,母亲带领大家四必寻找人力独轮车和其它人力交通工具,甚至找来用几头老黄牛拖装行李的木炭车,这才让这一批从未见过世面的臃肿拖沓的逃难人,从界首吃力地挪到河南古都一—洛阳。

   在洛阳,大家又倦又累,二十多个人已没有精力连续赶路,只好在城里休整一些日子。我们小孩子,因此也就在洛阳这个古城里玩了好多地方。“洛阳城里见秋风”,是的,见过。所以,我今天还记得那个城市,那种氛围。我记得我见过战火中残存的斑驳古老的洛阳桥,我记得我曾在洛阳桥下干枯荒芜的河床上走过,我也记得我在河滩边还捡了一堆晶莹剔透的小石子。

   7岁的我,懵懵懂懂,并不很懂和很了解天下苍生的苦难。但战火连天,哀鸿遍野;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我是看到的。蜂拥逃难的下层社会民众的悲苦和无奈,弱国穷地贫苦百姓的潦倒和绝望,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印象极深,感同身受。

   从洛阳西行,运气还不错,我们又搭上火车。尽管那是破旧的运货火车,俗名“大棚车”。坐在大棚车上,颠簸得厉害,有时候五脏六腑都在一起跳动、颤抖,极不舒服。但是,兵荒马乱,还能够坐着火车逃难,那已是何等幸运的事!我记得那大棚车的车厢是木头打造的,外面再包上铁皮。火车开动时,车厢声响很大。这火车开得很慢,走走停停,有气无力,真可谓是老牛拖破车。

   疲劳、饥饿、慌乱、麻木、冷漠、无助,所有的恶劣情绪和悲凉滋味都尝到了。但是,为了逃避战火,为了苟延残喘的生存,为了一个模糊未知的未来,我们,所有逃难的民众都含辛茹苦地忍气吞声地坚持着,耐着、扛着;迷茫失落地被折磨着。

从那破破烂烂的火车车窗上,七岁的我也看到过装备着枪炮的炮车,呼啸而过;也看到过许许多多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穷苦灾民,在惶惶不可终日地无目标地流窜。

   幼小的我不明白,人生,难道就是无穷无尽的灾难?

   战争中的那种萧飒冷酷,破败残碎的景象,在我的懵懵懂懂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而不可磨灭的印象。

火车从洛阳一路西去。过了郑州,再朝西(此次应为作者笔误,洛阳前往郑州应该是往东);过了潼关,再朝西:过了西安,再朝西:一直来到了宝鸡。

   宝鸡,是一个中型城市,它离玉门关外的西部大城兰州已近在咫尺。因为离重庆依然遥远,大家也已十分疲劳,我们便在宝鸡住下来休整。过了些日子,喘了口气,便履了一部大卡车,顺秦岭的公路蜿蜒南行,目标一四川小城广元。

   我记得从秦岭去广元的路非常难走。崎岖、坎坷、颠簸、高低不平。唐朝诗人李白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是真的。一路上,由于路基太差,几乎经常会遇到各种障碍而停下,有时破旧的卡车本身也会出故障。如果下雨导致路途泥泞,车就没法开,立马停车,必须等泥路干燥了才行。所以,遇到这种时候,我们就要下车找地方住几天,就要步行一段路,即使大雨滂沱也没有选择余地。

脚下,没有一双好鞋,总是两脚泥泞;身边,没有一套好雨具,却常常风雨交加。在秦岭的山路上赶路,个中滋味,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知。

终于到了广元。记得我们这二十多号的一帮人还必须坐小木船,顺嘉陵江南下重庆。今天,你若在长江上坐游轮,舒适轻松,那是一种享受。可是在那时,在江上乘小木板船却往往十分受罪。

   那正是五六月间,江水不旺,河道很浅,船行一阵,常常因为水位太低而担心搁浅。于是,船夫始终处于神经紧张状态,一感觉可能搁浅,便立马吆喝大家下船上岸,甚至船载的箱子重物也要一件一件搬下来,那是为了减低船的载重。必须等到船慢慢浮起,达到一定的吃水线,我们才可以继续行船。

   小船在大江上爬行,江水茫茫,江风萧瑟,那环境和气氛都是悲凉和低沉的,有时会令旅客的心情也恶劣起来。这样的旅程,实在艰难。

   在广元的坡地上行进也很不便。高高低低的路,常常走一阵,遇到阻碍便得停一阵。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必须选择对整个群体最安全的时机出发,一遇到困难就得谨慎地停下来检讨,伺机再动。

   如此走走停停的赶路,脑壳和四肢都迷糊沉重得几近于麻木。那时的四川,虽说已算大后方,但兵荒马乱之际,土匪、抢匪或形形色色的坏人仍时有出没,出门赶路,必须以一种提防的心态行进;人,常常是胆战心惊、草木皆兵的,这样的赶路,可说是险象丛生,一言难尽。

   战争,带来太多的苦痛。

就这么走走停停的,总共历时两个半月,我们终于来到了离重庆市中心二三十里远的北碚,万里长征总算看到曙光。

   我们投靠的是当时在北碚的民生公司任总经理的远房伯父。民生公司,抗战时是一家很有名的船运公司。它的老板卢作孚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民族英雄,因为抗战,他把公司的全部运输船只悉数无偿支援国家和民族的战事,他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我们小家庭在重庆和爸爸团聚了。在北碚,我们住下了。从此,我的童年,就在这里开始了四年新的生活。

   经历了一段自南而北,自东而西、旋而又自北往南的两个多月艰难历程,七岁的我,领受了一次如同战争般的洗礼。我自己都明显觉得我长大了。

   记得妈妈是我们这支二十多人团体的领队,她常常要和大人们应急商量旅途中的各种状况,处理一些路途中突发的事件,而我,就自然地充当了我们这支队伍的联络员。妈妈总是让我前前后后地传递各种信息和要求给行走在前后的长辈。做一个联络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你手脚灵活,脑筋机智敏锐,善于领会大人的意思,传递正确无误的信息。甚至要独立应对在此过程中突发的一些困难和状况,但我觉得我都能灵活无误地对付,令大人们满意和称道。

   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我后来去香港和美国求学,在美国单枪匹马地创业经商,在复杂的人事应对过程中能冷静沉着,做出相对比较中肯合理的决定,其实和抗战时这一次长途跋涉的锻炼是分不开的。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战火和逆境中的成长吧。

   在北碚,我背上书包,和弟弟一起上小学。原先一口上海话的江南孩子,开始和讲四川土话的当地孩子们融合,读书、上课、玩耍,我们也开始学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玩成一片、打成一片。

我现在还记得上海话和四川话里的许多有趣的差异。比如上海话的“孩子”和四川话“鞋子”的音很相似;而上海话“剃头”,四川话叫“剃脑壳”----。我也学会了说一些当地孩子嘴里常听到的四川俗语和土话、粗话。在那时和后来相当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兄弟之间的讲话聊天和说事,常常理所当然地、自然而然地会用四川方言交流。

   在北碚的学校,起先我曾总穿一身上海孩子常穿的紫色袍子走来走去,这紫色袍子是很惹眼的,当地孩子们看了都觉得奇怪,有人就疑惑地问我为什么穿这种紫色衣服?因为在四川,这种颜色的袍子是女孩儿穿的。

   上海小孩在上海上学会有一个习惯,带些零食到学校,悠然自得地吃。可是四川的小学堂里是不允许的,为此,我的零食被老师没收过好几次。

   四川邻居孩子玩小脚踏车,他们把这玩意儿叫做洋马儿,我也会跟着一块儿骑洋马儿;而我,曾在一家寄售商店买到一双溜冰鞋,我便穿着它在北碚的街上和学校的操场上满世界溜。那玩意儿在当地是稀罕物件,邻家孩子们都没见过,他们蜂涌而来看我溜旱冰。我一溜烟地一圈一圈地溜弯,一大群小朋友围着拥着羡慕地看,我的心里好生得意。

   因为是抗战时期,四川当地的交通很不方便,所以北碚和四川本地众多的物产无法运出去销售,只能在就地贱卖。所以本地的物价相当便宜。我记得只要有半个大洋或一个大洋,居然就可以买到半头猪或一只羊。钱,很值钱。所以,隔三差五的,我们家常常会买上半头猪,呼朋唤友吃肉打牙祭;或者和街坊邻居几家人一起分着吃。至于玉米啊,花生啊,广柑啊等等当地的土产、水果和杂货,那真是琳琅满目,随必可得。吃,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是丰富的。抗战时期的重庆,离乡背井,精神上很艰苦,但我们的嘴,没苦到。

   因为交通不便,工业不发达,在北碚,我的家开始是没有电灯的。过了一年,也就是1944年才通了电。所以初到北碚,家里一到晚上就得点起煤油灯。为了让我们的功课跟上学校的进度,母亲专门为我们几个孩子请了补课老师。每天晚上,老师都来家里给我们补课,学数学,学语文,也学一点点英语----,都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学的。我至今还记得那样读书的情景。

迷迷糊糊、浑浑噩噩的,我在北碚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一眨眼,童年最重要的四年就这样过去了。1945年8月,国家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老百姓等到了抗战胜利。局势渐渐稳定,我在北碚的小学学业也差不多完成了。这时,爸爸妈妈决定把我们家迁回上海。

   1946年2月,已是晚冬早春,乍暖还寒时节。我和妈妈、姐姐、弟、妹四人,高兴地登上了民生公司的客轮“民本号”,顺长江而下。

   千里江陵一日还。是的,船开得很快。不过不是一天,而是八九天,才顺利抵达上海。这次回上海是安稳舒适的,因为那是凯旋而归,不是逃难,也未见凄风苦雨。但在船上,我恍惚之中曾回想到四年前自上海逃难去重庆的经历,那一幅幅难忘的图画又映现眼前,我的心里有些迷茫和沉重。虽然我知道艰难的时光已经过去,那种迁回曲折的仓皇出逃应该已一去不返。

   我的童年,至此也接近了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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