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回到上海，那是1947年7月，我11岁。在重庆的小学读了四年，我已基本完成小学学业。回上海过完暑假，就要进入初中。

   我的父亲，本来在重庆经营炼油厂。抗战胜利后，受当时的国民政府内政部私人之邀，去东北协助政府接收日伪炼油企业。而后，又受委托考察东北炼油工业，计划与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商谈合作，以图发展。这是父亲的奋斗目标。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很忙，终年在外奔波。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回到上海，让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学业。所以，从 1947年到1950年，我的三年初中学业是在上海完成的。记得那学校是育才中学。初中三年很快过去了，并没有记得太多的事，只有两个印象，尚在心中。

   一个印象，记得那时我在上海学英语的事。

   因为抗战时期的重庆小学既没有英语师资，也没有英语课程。所以，在重庆读书的我，从来没有在课堂里学过英语字母。当时认得的屈指可数的几个英语单词，还是姑姑在晚上的煤油灯下教的。回到上海，妈妈发现上海所有的中小学，都已在读林语堂先生的英语课本，简单的会话已朗朗上口；而初中一年级起，教师竟已要求学生试着用英语造句和写短文。英语的教学程度之高，出乎她意料。

   这情景让妈妈吃惊！

   因为很早以前，在我爸爸妈妈心里，就希望有朝一日要将儿子送去美国读书。留美，不仅是我的梦，首先也是他们的梦。要留学美国，不懂英语怎么行？如果英语程度差，没有能力顺畅地与美国人沟通，那还谈什么留学呢，所以，母亲意识到这个问题，鼓励我迎头赶上，支持我把英语学习放在重要位置。

   读英语，是有诀窍的。记得我记不住英语的发音，常常把发音近似的汉字标在英语单词旁，提醒自己。上海人把这样方法学出来的英语叫洋泾浜。比如，学December（12月）这个单词，我便在单词旁认真地标上中文：“第三伯”。不料有一天老师课堂提问我，十二月怎么读？我立刻看旁边的中文，忙乱中把“第三伯”的三看成二了，回答：第二伯。老师昏倒。

   另一个印象，那时的我，一个初中生，已学会了简单的理财管钱的本领。

1947年到1950年这三年，正是国共内战时期。当时的上海，兵荒马乱，人心浮动，物价飞涨，百业萧条。国家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币值非常不稳定，每天自早到晚，一天时间里，都可能有一个明显折损。所以，每个家庭，每个人都会动脑筋，设法保护财产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而那时才12、13岁的我，居然也和大人一样，会灵机一动，自我调整。

那时家里每星期是会定期给我一点零花钱的。但因为币值不稳，如何使用零花钱，是有学问的。举一个例子：如果我在星期一早上拿到零花钱，这钱当时也许可以买10根冰棍，但我若不舍得花它，按兵不动藏于口袋，那么五天后，也就是到星期五，这钱，大概只能买6根冰棍了，会亏四根。

   这是一件很悲催但也很可笑的事。其简单事实是，币值跌了，冰棍涨了。

   但是，如果你把星期一拿到的零花钱，当天立即去杂货店买两条固本牌肥皂，那么，到星期五，你脱手卖掉肥皂，这卖掉肥皂的钱，大概还可以买8根冰棍。你只亏两根。

   11岁的我，会在买卖冰棍或者肥皂的生意中学会货币保值的道理，这个记忆让我觉得有趣。

   其实，这也并不是我的发明，学校里多数同学也会这么做。我想，或许这就是艰苦生活对学生的一种后发和激励，让大家学点自我保护意识。这对日后的我，选择学商、从商、经商，是有一定影响和帮助的。

   1950年，我14岁，开始进入青少年时代。当时的父亲，已离开上海，在香港打拼。

   说到父亲去香港，这是有一段故事的。1949年5月，解放军攻进上海，上海宣告解放。当时，父亲已经从东北回到上海。当然，因旧政府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失败，父亲也打消了原先在东北的私人考察计划和努力目标。本来，父亲并没有去香港做生意的打算，他希望一家人团聚在上海，平平安安过日子。

   但因为上海刚解放，人心浮躁且形势不太安定。父亲呢，总觉得自己以前是在重庆工作的，那是国民党统治区域，而现在执政的是共产党，怕被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心里总有一些忐忑不安。

父亲的朋友间也在私下耳语：共产党来上海是会有一些清算的，有一些人会倒霉。坊间的流言蜚语隐隐约约似有所指，好像传说我父亲大概会在共产党的清算名单上。

   听到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语，父亲母亲都心事重重，惶惶不安。反复思考后，父亲决定离开上海，去香港避风头。

就在解放军进入上海没几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某一天，父亲悄悄离开上海。第二年，已在香港谋生的父亲，带口信来，让我也去香港，希望我在香港继续我的高中学业。

   父亲的话其实就是家里的决定。14岁的我，一下子就要离开家庭、母亲而去香港，颇有一点落寞和仿佛要再次逃难的感觉。那时，我弟弟才11岁，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所以，去香港的孩子只能是我，也只能是我一个人去。

   14岁的未成年孩子，单枪匹马地离乡背井，是有些艰难。当然，也不能让我一个人独自上路。所以这护送我去香港的任务，就由舅舅承担。

   舅舅，当时是在上海和香港之间来往做生意的商人。

   那是1950年9月，舅舅带我乘火车离开，目的地是深圳。舅舅有香港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签发的身份证件，所以他能够自由出入香港。

   但我并没有这样的证件，在当时，也没有护照或者任何可以证明我身份的文件。所以我去香港，能不能能进去，能不能顺利通过香港出入境关卡，那是一个未知数。

   当时的香港出入境关卡，对中国内地人入境，是有限制的。一般而言，广东地方上的人，比较容易入境，因为香港人和广东人外形上差不多，他们认为这就是香港人；而其他省份来的人，形象明显与香港人有差异，他们就不欢迎，并有权立马拒绝你。

   我清楚地记得，和舅舅乘了几天火车才抵达深圳，先来到罗湖镇的出入境口岸关卡看了一眼，次日便准备闯关。

闯关，不是那么容易的。出入境关卡上，有英籍帮办严加把关。英国佬对人境者是予以一个一个交谈鉴别的，这和今天的国家出入境手续也差不多。但在1950年，从内地进入香港并没有什么签证，国人也没有什么护照身份证之类的证明证件，所以关卡的英籍帮办的权力很大，他当场就可以判断你的身份，立即决定你是否被允许进港。

   这些英国帮办是根据什么来作判断依据呢？主要是看你能不能说广东话。若你一口流利广东话，他们便认为你是广东本地人或香港人，一般都可以得到入境允许。而看起来不像广东人，或广东话疙疙瘩瘩的，英国佬便一律拒绝，不让进去。

   舅舅是了解这种情况的，而且，我也从来就不会说广东话，并且没可能在短时间学好。所以，舅舅对英国帮办一口咬定我是他儿子，和他一起进港办事做生意。遗憾的是，这一招没哄住他们。那个帮办看了我好久，就是不让进。

   好说歹说都没用，舅舅只能放手留下我，一个人进港了。

因为事先已考虑到这一可能发生的状况，舅舅先前已经把我转而托付给同行的上海朋友，托他们在我无法入港时带着我，慢慢想办法再找机会入境。

   我随这几位上海朋友住进了深圳小旅馆。然后，选一个黄道吉日再作尝试。

   我们这次打算走小路入境。深圳到香港是有小路贯通的，有办法走私入境，但这要悄悄潜入。可是，那小路并不好走，走没多久，就可能被香港边境巡逻队发现。发现，他们一般倒也不会把你抓起来扣留，而是拦住你，驱赶你，警告你此路不通，让你回头走，不许进香港。当然，放回，就再次潜入，再走老路去碰运气。当时，这样来来回回的人境客多得很，大家几乎都是老油子了，抓住根本无所谓，失败了就重来。但那偷潜的山路真的不好走，不要说荆棘丛生、崎岖不平，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路，只是非法人境客多了，踩出来的路。香港警察显然已知道这个路径，时时有人在把守监视。而偷渡客多，目标大，所以被发现被逮住的几率很高，成功率很低。我，一个 14岁少年，人生地不熟，又不会说本地话，显然很难闯过这一关。

   当然，其他的上海朋友也都未必顺利。

   经过商量，我们这帮人决定放弃陆路，改走海路。我们雇了精于此行的蛇头指点，租一条小船，让本地渔民摇船陪着，隔海划过去，试图从香港远郊的元朗进去。

   那时的香港海域并不像现在那么森严壁垒。海上盘查巡逻的海关警察舰艇并不多，而在海湾里打鱼捉蟹的渔船星罗棋布、时有所见，所以，冒充本地打渔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有可能成事的。

   记得那一天海上风平浪静。我脱下平时穿惯的白衬衫蓝裤子，换了一套当地渔民常穿的灰色便服。早晨七八点钟，登上了一条打渔船，战战兢兢、哆哆嗦嗦地慢慢地飘摇到海上。小船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居然并未引起任何人注意，当然更没有遇到盘查，一路长驱直入，毫无阻挡，最后，竟安然穿过边界线，有惊无险地在元朗海岸顺利登陆。

   蛇头事先安排一部运输蔬菜的卡车接应。司机把我这个少年当做蔬菜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装进货车车厢的货堆里，一路悄悄拉了进去。

   香港，是有不少上海人在那里开棉纺织厂的，到了近郊，有一个上海帮的棉纱厂司机开来一部面包车接应。很快，未等我一头钻进面包车坐定，汽车旋已发动。就这样，一矢一关地连接，一路平安，把我顺利送进了香港市区，终于成功入境。

   我记得我和父亲及舅舅见面是在市区一个叫万邦酒店的地方。父亲在那里帮我租了一个单间。找到酒店，已是傍晚五六点，天有些昏暗。父亲看到我，一把搂住，说，终于来了！好！

   就此，我在香港住了下来。

在万邦酒店，我开始了一个人读书，一个人生活的近似于单身汉的日子。那时吃饭是包饭制。6元港币一天，吃的是西式便餐。上学读书的学校呢，是早晚两班制，你可以选早晨的课，也可以修下午的课。交通呢，就是公车，可以买学生票。

   我读的是早上的班，放学后有大把时间可以自由行动；因为父亲忙于他的工作，很难有空来关心我的学业，我必须自己吃饭，自己做功课，自己去活动，自己安排作息时间。所谓的活动，比如游泳啊，踏春啊，逛街啊，我都会去。也交了些朋友，一起到处逛逛。生活没人管束，都由我自己做主。周末，父亲会来和我见面，一起吃饭聊天。

   记得那阶段还曾遇到过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的日子，香港街上张灯结彩、披红挂绿，门庭若市，热闹非凡；那时候每年的圣诞，建筑物上的装饰也花枝招展、争奇斗艳、锦绣华丽，煞是好看；有的地方甚至可说是金碧辉煌。那场景，与解放初期的上海完全不同，恍若周游英伦三岛。女皇加冕，我记得是1953年。

   我的读书，是在香港浸信会的教会学校培正中学。在学校，有正规的训练，我的英语水准有了大幅度提高。我记得当初去重庆读小学，那里的各科教学程度相对较低，而且不教英语；上海的教学水准要比重庆好。英语不说了，数学水准也好。到了香港，这港区的英语教学则明显地比上海更胜一筹。毕竟它是通行英语的英国人的殖民地嘛。

香港高中学制和中国是一样的，三年。三年中，每当课余时间，或者是逢暑假寒假，我的香港同学，那些家庭比较富裕的，会去国外旅行和游玩，但我，没那个条件，也没那个闲情逸致。我通过父亲的介绍，进了一家经营进出口业务的洋行当见习生。所谓见习生，其实是帮着办公室做一些打打字、整理整理文档，跑跑龙套的事，并不忙碌。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的目的是去学生意，学做进出口生意的本事。

   这间洋行，职员大多是中国人，上海人。一些上海名校如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比比皆是。都是能说一□流利英语且精通业务的精英人才。我呢，与他们为伍，工作之余，有机会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洋行中外业务来往的文件，了解很多进出口生意的规程和操作方式，比如怎样使用LD(信用状）、怎样运用DA(抵押状）等等，还学会怎样与外国公司和中外银行来往的手续和操作方法，如何写作比较规范的英文商业信件与文案。洋行的事务，让我开了眼界，长了知识。

   我记得在那间洋行当见习生是没有薪水的，但老板免费提供一顿精致的午餐。

   1953年，我高中毕业。开始面临一个如何安排我人生，今后与将来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的，以我当时的学识和能力，我已可轻松谋求个公司职员的位子，过一种普通的香港青年白领的生活。五十年代的香港，一般青年的较高学历就是高中毕业。完成高中学业就开始找事就业，再去攻读大学的人是凤毛麟角。

   但这显然不是我的理想。继续深造，继续接受教育才是我的愿望和目标。我很想进正规大学读书，接受最好的高等教育。可是，香港当初毕竟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它的高等教育并不很发达，坊间的大学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所，粥少僧多，要挤进去谈何容易！

为了想进香港大学，我特地报考了港大的一个叫HKU Matriculation的入学资格考试，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考试，分别设有中文、英文、数学、科学（物理、化学）、人文(历史、地理）等五个科目，程度相当于香港大学预科，若能通过这个考试，等于证明了你较高的资历。通不过，根本就没有机会入学港大。这五门科目，我曾通过两门，英语是其中之一。一般高中生，能通过HKU Matriculation英语考试的，为数不多。所以，我曾被一所中学聘为初三英语的短期教师。

   但是，我有自知之明，要进香港大学，我有两方面的不足：一是中学成绩单并不十分理想，二是家里经济条件与入港前大不相同，并没有很多钱供我读书。所以，无法随心所欲地选择学校，更无法如今天许多富二代那样，可以请补习老师到家反反复复地恶补功课，伺机上位。要在香港和当地学生竞争，取得在香港本地上大学的机会，希望渺茫。

   我开始帮父亲的钟表进出口行做一些事。父亲的公司经营钟表和钟表零件进出口的销售及修理。我在父亲的公司负责必理许多进出口手续和文案，在洋行学到的那些知识和经验全用上了。我也学会辨认成百上千种钟表和钟表零件，了解它们的用必、模样和价格。

   记得小时候妈妈说过，家有金山银山，不如一技在身。所以，我向公司的职员和钟表师傅们拜师学艺，学习如何修理形形色色的钟表。久而久之，一般的时钟和手表修理我都能上手，钟表零件的进出口规矩和过程我也都熟悉，虽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对我日后去美国的生活和发展，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基础和开端。

   在高中毕业后近五年的时间里，虽然我在父亲的公司做一些进出口业务，但我的内心深必，无时不刻不在思考我的未来，想进入大学念书。这时，我的一些家境优越而学习成绩也比较好的同学或去了英国留学，或去了美国读书；剩下的一些人，除了少数进本地大学的，不少同学都把目光聚焦于台湾。因为当时的香港人，是可以以侨生的身份和资格，申请去台湾读大学的。因为当时的联合国，曾拨款资助台湾接受香港的侨生。所以，有的同学早已迅速办好手续成为台湾高校的学生。

   但我父亲不赞成我去台湾。他对当时退居台湾岛的旧政府的印象不佳，他也不希望家里人分别居于香港、台湾、大陆三地。但是，他支持我留美。他认为留学美国有前途。

   美国，不仅是我梦寐以求的留学圣地，也是父亲对我的期望。可是，我真有机会去美国留学么？我没有把握。

   俗语说，皇天不负苦心人。这话有道理。那时候，我常常去教会、摩门教教会参加一些教会活动。因为我的英语程度比较好，教会让我担任英语翻译。我是我们这个摩门教会最好的六位翻译之一，曾在两千多人的布道大会上做过美国客座牧师的随同翻译。

我们这个摩门教教会的会长，名叫Grand HEATon，那时他挺年轻，才三十多岁，但做事为人十分踏实稳健。他和我熟悉后，知道我想去美国留学的心愿，很想成全我，便热情地以教会的名义为我出推荐信，还为我联络美国教会大学，希望争取到大学的助学金。

   当时的香港，常常有一些摩门教的美国青年传教士来港传教。作为翻译，我和这些传教士接触很多。美国青年希望我帮助他们学中文，而我呢，也希望他们能纠正我的发音，让我把英语说得更纯正。这一来一往，我们彼此就熟悉起来，成为好朋友。

   一位美国女青年传教士，Doris Robinson，我今天仍一直记得她的姓名，因为她也有恩于我。当她知道了我的愿望，她说她愿意帮我，Make dreams come true（让梦想成真），那是美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Doris 给在美国的父母写信，请求父母为我作留学必须的经济担保，她也仔细指导我如何申请美国大学的入学许可1-20。得到了教会、Grand和Doris的鼎力相助，我如虎添翼，终于得到美国大学的入学许可。当BYU，英文全名 是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的I-20（入学许可）寄来，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美国基督教摩门教派的教会大学，中文名字叫：杨伯翰大学。

   杨百翰大学当时的名气不见得很大，但对我而言，能有机会到美国读大学，这已是很大的运气，太好的机会！先去了再说吧，管它是什么学校。再说，事在人为，我想，只要到了美国，就一定有办法活下去，有办法继续读书和谋生。我对美国充满了憧憬和希

   去了一次澳门，在那里的台湾办事必办妥中华民国护照（因为当时无必可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而后，我又得到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学生签证。就这样，一切文件与手续都齐全了，我终于可以去美国了！

   1958年，去美国的盘缠是相当贵。我们这样的穷留学生，一般都是坐船去的美国。总统号轮船，许多同学就坐这一艘，要坐整整三个星期。但因为我收到美国校方的入学通知比较迟，如果慢慢吞吞、摇摇摆摆地坐船去，一定赶不上9月的开学。所以，我奢侈了一些，选择乘飞机去。

   美国航空公司的螺旋桨飞机，机票很贵——425美元。当时的425美元，是很大一笔钱。因为在香港，打工仔的一个月薪水，才大约300元港币，合美金 40到50美元。一张机票，是打工仔8个多月的薪水！但为了我的大学梦，美国梦，我认了。在父亲的帮助下，我凑齐了这笔钱，买了从香港飞洛杉矶的机票。

   1958年的航班，虽然从香港起飞，但没有直飞美国大陆的。飞机先飞台北，又在冲绳一停；再飞关岛，又在夏威夷一停；然后，从夏威夷直飞美国西海岸的加州旧金山旁的奥克兰机场，再从奥克兰飞抵洛杉矶。中间要停五次！然后，我再要搭乘火车去犹太州，抵达我的大学——杨伯翰大学。

乘飞机，是不能托运大箱子的，只能随身携带20多磅的小箱。其它行李，就只能托人为我船运去美。记得飞机从夏威夷到旧金山奥克兰机场飞了8小时。在奥克兰，有教会的朋友接我，顺便就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观。那时候，UC 伯克利的名气很大，加大洛杉矶分校（UCLA）的声名还不够响亮。在伯克利参观的心情是很好的，美国的大学让我眼花缭乱。

   从奥克兰飞去洛杉矶，又在诺氏农场游乐场玩了一整天。等我到了犹太州的杨百翰大学，囊中羞涩、口袋里的钱已所剩无几，很想找个工作赚一点钱。

   这工作到去哪里找呢？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这时，一个前一年来 BYU的老同学来问我，附近医院有一个活，是晚上去医疗大楼清洁地板和打蜡，0.75美元一小时，每个月做满四个周末，大概可以赚70到80美元，明晚就得去，有没有兴趣干？

   有，我当场答应。这些钱，够我一个月的吃住和日常开销了，何乐不为！才长途跋涉了十多天，还没有洗去身上的风尘，第二天晚上，我就去医院，当走廊打蜡的清洁工。

那医院离大学有四十英里的路，我们几个学生挤在一部破车里，热热闹闹地直奔那里。

   这走廊打蜡，必须先把上面的一层旧蜡洗干净，然后用机器把新蜡细细打上。工作并不复杂，但面积很大，工作量不小，工作时间也长。偌大的六层大楼走廊的活，需要一整夜的劳作。虽然那时我英语不流利，环境也不熟悉，好在给地板打蜡并不需要这些，只要体力，我完全能胜任。

   从医院赚到的这点钱，可以让我维持我的校园生活，也符合留学生每学期修满12个学分的移民局要求。虽然，我在医院只干了一个月就没有再继续干下去，因为我找到其它的赚钱方式。但我心里对在美国的生活充满信心，乐在其中。

   一边打工，一边读书，我就此在杨百翰大学安定下来，一住就是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