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教士来说，只获得地方官员和一般民众的认同对整个传教事业是远远不够的。在极度集权的中国，要想使基督信仰在全国范围内立足，必须与最高统治者皇帝进行接触，并力促其接受这种信仰，至少可以通过他的权威为传教事业打开一路绿灯。这一点在早期到中国的传教士中间是具有共识的。他们认为中国“官吏彼此之间百般依顺，奴颜婢膝，下级对上级敬畏之至，大官又对圣裁敬畏之至。因此，假若不溯至皇上那个根子，从他那里着手，大门就永远不可能向神圣福音打开。”正因为如此，一旦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进一步把目标锁定在皇帝身上，为此他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有意思的是，在传教士们敲开皇宫大门这一关键步骤中，仍然是钟表发挥了巨大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

    实际上，当罗明坚把自鸣钟送给两广总督陈瑞时，就想象着陈瑞会把得到的自鸣钟转呈给皇帝，但好财的陈瑞并没有这样做，罗明坚只得另想办法。从1584年开始，罗明坚便着手准备送给皇帝的贡品。他再次写信给耶稣会会长阿瓜维瓦，希望他速觅一架钟表送过来。同时中国传教团也尽力搜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所有物品，菲律宾主教也送来了一架钟表作为援助。最终，进入北京的计划是由利玛窦完成的。

　 　1600年5月，利氏带着庞迪我神父（Didace de Pantoja）以“进贡”的名义北上奔赴北京，当抵达临清时遇见了税监马堂。听说利玛窦要给皇帝献礼，马堂立刻插手，说愿意引其去见皇帝。之后，马堂曾两次上书万历帝汇报情况，介绍贡品名目，但没有引起万历帝的注意。过了一段时间，万历帝才突然想起奏疏上所讲的自鸣钟，便问左右：“那座钟在哪里？我说那座自鸣钟在哪里？就是他们在上疏里所说的外国人带给我的那个钟。”很快，利玛窦的四十多件贡品被送到皇宫中，摆在万历帝面前。

    在利玛窦所进的贡品中，最令万历帝感兴趣的就是自鸣钟，计有大小两座。据参与此次朝贡的庞迪我神父记载，这两件钟表“一座大铁表，装在一精工雕刻，饰有许多金龙的大盒内；另外一座小的也很漂亮，一掌高，完全镀金，是我们的国家制造的极品，是我们的总会长专门为此目的送来的。它也装在一个镀金的盒内。两只钟表上没有刻我们的文字，用的是汉字，钟盘外有一只手指示时间。”这与当时中国人的记载正相一致。

　 　来自于西方的钟表的声音与时间的神秘吻合，在明朝宫廷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万历帝第一次看见那座较大的钟时，钟还没有调好，到时不响。于是他命令立刻宣召利玛窦等进宫调试。当利玛窦被领到内廷第二道宫墙时，一大群人正在围看摆在这里的自鸣钟。皇帝派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太监接待他们，利玛窦告诉管事的太监，这些钟是一些非常聪明的工匠创制的，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就能日夜指明时间，并有铃铛自动报时，有一个指针指示不同的时间。利玛窦还说要操作这些钟并不难，两三天就可以学会。听了太监的汇报，万历帝钦定钦天监的4名太监去跟利玛窦学习钟表技术，并让他们三天内将大钟修好。在以后的三天里，利玛窦不分昼夜地给太监们解释自鸣钟的原理和使用方法，想方设法造出当时汉语里还没有的词语使太监们很容易地理解他的讲解。太监们学习也很刻苦，为了防止出差错，他们一字不落地把利玛窦的解说用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