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百年钟表史就是仿造，唯一发明的是更钟。推荐这篇文章希望今天中国制表人能知使命！

                                                                                                                                  ——高淑英

闲暇时光，很喜欢去故宫找郭福祥老师，每次进得宫中，就好像亲身上演穿越剧，从日常的纷繁芜杂到达另一个清幽明净的时空尺度。

门外熙熙攘攘，纷纷扰扰，不走寻常门进入故宫，你自然能体会到门内的好一番静谧厚重。

我与郭老师在十多年前进入媒体行业时相识，在他身上我真正体会何谓谦逊低调、治学严谨的大师风范。

对中国钟表史和中国宫廷钟表收藏史的研习是他研究工作的主要兴趣点，除此之外，期间他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十数篇相关论文和文章，《时间的历史映像》正是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成果。

铜镀金嵌珐琅怀表（正面）

铜镀金嵌珐琅怀表（背面），有木有被各种考究细节美到？

这本书收录了他从1993年至今的论文著作，潜心20年的研究，力图通过实物、档案、文献的整理、考证、辨析，以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勾勒出中国钟表历史和中国宫廷钟表收藏的真实图景，囊括了中国钟表史和钟表收藏史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

郭福祥反复向我强调，作为研究工作，不可能惊天动地，需要一点一滴脚踏实地的知识累积，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沉淀。

东西方时间观念的差异？计时制度史上的重要事件？中国三百年钟表制作历史的中心区域？十五位服务中国宫廷的西洋钟表匠师都是谁？他们都在宫里做了些什么？

我不得不说，一书在手——史上最全的中国宫廷钟表历史内幕，你分分钟尽在掌握！

下面进入正题，经郭福祥老师授权，《时间的历史映像——中国钟表史绪论》在乐时汇LuxCulture进行全网首发。

时间的历史映像

——中国钟表史绪论

郭福祥

（北京故宫博物院 研究员）

这些年笔者参观了不少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尤其是对各个博物馆的钟表藏品多有关注。随着参观的增多，研究的增多，对故宫博物院的钟表收藏的特殊性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就越发觉得清宫钟表收藏实在是世界钟表收藏中极为特殊和重要的一部分，是值得向世界钟表研究界推荐的。十几年来，对中国钟表史和中国宫廷钟表收藏史的研习成为我研究工作的主要兴趣点之一，其间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十数篇相关论文和文章。现在将其中关于中国钟表历史方面的论文按照论述内容的时间顺序系统整理出来，竟也囊括了中国钟表史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由于所辑论文都与中国钟表史的内容密切相关，力图通过实物、档案、文献的整理、考证、辨析，以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勾勒出中国钟表历史和中国宫廷钟表收藏的真实图景，故将本书定名为《时间的历史映像》。书中论文涉及的都是十分具体的细节，因此这里将中国钟表史和中国宫廷钟表收藏史几个通识性的问题作一些交待，权且作为本书的绪论。

一、自然时间与钟表时间

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时间的存在和流逝。那么，时间是什么？开始你或许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但若组织自己的语言，试图作出回答的时候，可能又会感到茫然，不知如何措辞为好。普通人如此，哲学家们也是如此。奥古斯丁（Augustine）就曾写到：“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证明，便茫然不解了。”最终他作出了这样的回答：“时间存在于我们心中，别处找不到。”时间是人类心灵和思想的伸展。这里我们不妨追随先哲们的脚步去浏览一下他们对时间的领会。

在西方传统中，时间一直是物理学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时间首先就是在物理学中生长起来的，因此，它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不可避免地受到“物理学”的规定。而早期的物理学所面对和讨论的就是“自然”，追问“自然”产生的根据和基始，而自然是一种现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且永远处于无休无止的运动之中。古代的人们就是在这种无休止的运动之中感受和领会时间的，由此获得的时间概念被称为“物理学时间”。

物理学时间也可以称为“自然”时间，因为它的基本含义来源于自然界所发生的变化：日出日落；潮退潮涌；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绕着太阳转；随着季节的更替，植物和天空的颜色也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成了测量时间及形成相应观念的基础。太阳绕着地球转，季节永远在周而复始，庄稼年复一年地被收割，这些世间最基本的具有周期性特点的运动变化，使人们意识到时间的真实存在，形成了时间是生死轮回的无尽周期这样一种观念。万事万物可以有生有灭，但时间不可能失去，因为时间进程中出现的事件将永恒地循环，变化不断地出现，运动总在继续。正如泰利斯所说“时间是最智慧的，因为它发现了一切。”也如赫拉克里特所说“时间是一个玩游戏的儿童，儿童掌握着王权。”透过这些古希腊哲学家们的描述，多少可以理解他们心目中的时间概念：时间是一种现成的自在存在，它总是与运动联系在一起，并且与运动相互规定。时间就是运动和变化的主宰，时间带来了变化和运动；万物因时间的到来而产生，又随时间的流逝而消亡；时间不是人的所有物，更不能通过人的意愿和行为来塑造。

随着对时间领会的不断深入和相应科学的发展，公元前4世纪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物理学》中为时间下了这样的定义：“时间是计算前后出现的运动得到的所计之数”，彻底挑明了传统时间即物理学时间的本质，也就是说，从现成的自然那里领会到的时间在本质上是一种测量的时间。测量的目的是为了调整人自身的生存活动和解释活动对时间进行定期，即是……的时候或不是……的时候，但随着测量活动越来越专意于测量本身而不在意于时间的定期，即不在意于时间的关联结构，时间便越来越显明为纯粹测量的时间。不管表象有多么复杂，归根结底，运动和变化在不断出现，测量前后出现的运动所得到的计数即时间再不断地累积，从而形成了一种抽象的线性时间流，且这种时间流是一个一面逝去一面来临的现在系列。这样，时间的定义就可以明确为：它是一个现成的现在之流，它自在地流失着，整个物理世界的生灭就受这种自在之流的时间支配。“时间的长河”的说法和“逝者如斯夫”的感叹就隐含着对这种时间流的领悟。可以说，亚氏的时间定义是对传统时间本质特征的抽象概括和总结，以后有关时间概念的讨论原则上都依附于亚氏的这一定义。

按照物理学时间的领会，一切都置于时间的支配之下，包括全能的上帝。而在基督教信仰看来，上帝则是全能的、绝对的自由意志，怎么能受时间的支配呢？物理学时间在逻辑上给基督教信仰带来了困境。奥古斯丁在信仰领域首先洞察到了时间与上帝的冲突，为了摆脱基督教信仰的这种困境，他提出了时间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中，是心灵或思想的伸展的时间概念。通过时间的心灵化，通过把时间与人的拉近来拉开时间与上帝的距离，缓解了两者间的冲突。

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在一千年后的康德那里得到了回应。同样，在物理学时间面前，人也是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的，作为这种时间存在，人的生存没有丝毫价值。然而，在康德哲学中，人的生存世界本身恰恰就具有最高价值，具有真理性，因此，康德发现人的自由同样受到物理学时间的威胁，从而在哲学上第一次证明了时间与人的自由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康德对时间问题进行了革命性的阐发：取消了时间作为自在存在者的地位，使之成为人的内在感性形式，时间只是人的时间。尽管康德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时间与自由的冲突，但他的时间观却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海德格尔。使海德格尔在哲学上对时间的思考将我们对时间的认识引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海德格尔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现代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在著名的《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论述了“存在”问题。他认为，哲学要真正把存在作为存在本身来思考，就必须从时间问题着手。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者并不是永恒的，迟早要走向死亡，走向虚无。也就是说，存在和存在者本质上是有时间性的，死亡使存在者意识到时间的存在，对死亡的恐惧和忧烦则使存在者认识到时间的有限性，因此，他要在有限的时间中规划自己，调整自己，从而不得不计算时间，以便不浪费时间。这就是人类为什么要测量时间的根本原因。要计算时间，测量时间，就必须有一个具体的我们都能感知到的参照系，太阳作为放送光明的东西，受到人类的密切关注而成为这个参照系的首选。太阳的东升西落，生成了最自然的时间尺度——日，一日之时间的内涵指的就是太阳从东面升起，在天宇中沿半圆形的路线运行，至西方落下，完成的一种空间位移。一日内时间的划分，则以太阳在这个半圆形曲线的空间位置来确定。借助于太阳及其运动位置计算时间对于相互共在于同一天空下的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时间即被公共化。同时，无形的时间借助有形的空间表现出来，使时间的分割成为可能，从而形成测量时间的“自然钟表”。当然，人类也可以摆脱自然钟表即摆脱直接根据天体运动解读时间的做法而利用更加直接便捷的人工钟表，只要这种人工钟表能够执行公共计时，依照自然钟表进行调整即可。事实上，古人早已这么做了，比如利用垂直插在地上的竹竿投下的影子来计算时间，这种方法被不断精致化，就是几乎所有民族都使用过的日晷。它的发展就是人类历史上发明的各种各样的计时仪器，包括钟表。而对时间显示精度的追求一直是西方钟表业最基本的目标。

西方对时间的认识是这样，那么，中国古代对时间的认识和感知又是怎样的呢？

与西方传统的物理学时间概念不同，中国古代的人们是通过许多具体的情境完成对时间的感知和表述的。他们或者用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规定白天的时间、或者用月亮和星星在夜空中的位置推测夜晚的时间、或者用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时间段作为时间计量的尺度，于是就出现了诸如“日上三杆”、“月出一更”、“三星在隅”、“一顿饭工夫”、“一炷香的时候”、“一袋烟的功夫”、“鸡叫三遍”等等表述时间点和时间段的词汇，显现出相当的模糊性。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社会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不需要他们对时间进行细密而精确地划分，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农田里的活计，都可以根据个人的感觉安排，早一点或晚一点，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与他者的关系不大。他们只是从每个个人的角度来看待和评判时间的价值，时间尚未充分社会化。因此，他们对时间的使用、计算、表述中表现出随意性和模糊性。缺乏精确的时间概念，由此引起他们对时间流逝和珍贵程度也比较淡漠。尽管历史和现实中不乏“一寸光阴一寸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等的箴训，但这只是圣贤的感悟，并不是人们的普遍意识。相反，对时间精确的漠视却是普遍的，常态化的。他们对钟表精准的要求也不像西方那样迫切而持久。

如果我们将视线从哲学的思辨转移到现实的世界，就会发现东西方时间观念的差异同样会影响到他们对时间测量器具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关注视角。既使是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钟表也体现出其间的区隔。所以，当明末清初西方的自鸣钟传入中国，如此小的人工制品居然能够自动告诉人们十分精确各个时间点的时候，对于已经习惯于模糊性计时的中国人来讲，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其惊奇和心动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当时西方传教士们记述的钟表传入中国的情况也正是如此。这可以很好地揭示出为什么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对传入的钟表抱有浓厚的兴趣，而当时的西洋传教士为什么将钟表作为进入中国和宫廷的重要敲门砖的缘由。

二、钟表与清代的时间观念

机械钟表的传入和传播是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伴随着钟表的传播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人们的时间观念和时间感知方式也不断发生改变。总的趋势是由相对模糊的时间观念逐步向较为精确的时间观念发展，日常生活中对时间的确认逐渐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转向对钟表时间的依赖，计时方法从以中国时制为主逐渐演变为中西时制并用到最终为西方时制所取代。钟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地显示出来。当然，这种变化只是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接触甚至是剧烈冲突的区域，尤其是在文化相对发达的都市和沿海口岸为中心的辐射区域才能明显地感觉到，但不断扩散，影响渐广。

清代时间观念的变化首先反映在历法推算领域，是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与杨光先的中西历法之争中的焦点之一。康熙四年（1665）三月，“江南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一篇，摘汤若望新法十谬……。所摘十谬，杨光先、汤若望各言己是，历法深奥，难以分别。但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为九十六刻。”从而掀起康熙初年著名而且影响深远的中西历法之争。其中杨光先攻击汤若望的重要一点就是在新法历书中使用九十六刻计时法，而非中国传统的一日百刻制。经过四年的反复较量，康熙八年（1669）二月初七日“议政王等遵旨会议：前命大臣二十员，赴观象台测验。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吴明烜所言逐款皆错。传问监正马祜、监副宜塔喇、胡振钺、李光显，亦言南怀仁历皆合天象。窃思百刻历日，虽历代行之已久，但南怀仁推算九十六刻之法，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应将九十六刻历日推行……。杨光先职司监正，历日差错，不能修理，左袒吴明烜，妄以九十六刻推算乃西洋之法，必不可用，应革职，交刑部从重议罪。得旨，杨光先著革职，从宽免交刑部。余依议。”九十六刻之法不但与天象相合，也与西洋钟表的计时法是一致的，西方九十六刻之法在中国获得官方认可，这是计时制度史上十分重要的事件，也为西方钟表更广泛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由于钟表所具有的使用方便、报时直观、造型新颖等特点，越来越多的人将钟表作为主要的计时工具，尤其是在那些能够获得较多钟表的特殊阶层中，逐渐摆脱以往传统的计时方式，对钟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依赖。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乾隆时期著名学者赵翼记述的朝臣因钟表而延误朝会的例子。“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钟表亦须常修理，否则其中金线或有缓急，辄少差。故朝臣之有钟表者，转误期会，而不误者皆无钟表也。傅文忠公（恒）家所在有钟表，甚至仆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可互相印证，宜其不爽矣！一日御门之期，公表尚未及时刻，方从容入值，而上已久坐，乃惶悚无地，叩首阶陛，惊惧不安者累日。”这里的傅恒是乾隆皇帝孝贤皇后的弟弟，乾隆朝举足轻重的人物。年未而立即位登首辅，二十余年中，出将入相，活跃在乾隆朝政治和军事舞台，在推动乾隆盛世形成的过程中，贡献甚钜，乾隆帝对其评价之高，恩宠之异，罕有人及。傅恒在乾隆时期不但位高权重,而且传其“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生活的奢侈为人共知。从上述记载其府内“仆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中可见一斑。钟表在傅恒府中与当时的皇宫一样无所不在，而且是真正的用来校准时刻，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不但仆从之间相互用钟表校准时刻，就连傅恒上朝也更多地依据钟表所显示的时间，以至于出现了因钟表迟慢而导致误了早朝时刻的情况。如果将此与同是乾隆宠臣的于敏中将表置于砚侧，看着表针起草奏章的记载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就不难看出当时对钟表过分依赖的具体情状。钟表的出现和普及无形中在改变着人们对时间的感知，过去那种在时间面前人占有绝对支配权的情况悄然变化，而钟表对人们的控制似乎越来越明显和强化。

中国清代时间观念的巨大转变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模式被打破，西方的时间观念强烈冲击着中国固有的传统的时间观念和意识。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这半个世纪，成为中国时间观念和意识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即西方的时间观念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导人们时间意识的主流。这种西方时间观念对中国传统时间的冲击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西方公元纪年法的引入。在中国传统中，史书的编纂均采用中国式纪年，即王朝年号加天干地支纪年法。这种王朝纪年法在古代中国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是一种政治权力关系的表达。一方面这种纪年将中国视为一个受到内部因素驱动的独立区域，基本忽略了发生在同一时间的外部世界的事件，是以中国为中心而忽略外部世界的史观体现，也是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理念和华夏中心意识的反映，时间的流逝与王朝更迭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这种纪年方式还牵涉到奉谁之正朔的问题，代表着史家的政治立场，也是正统观念的具体体现。这种纪年一直作为中国史书中历史时间的记述传统而得到遵循。然而，随着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代表西方时间观念的公元纪年法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根据邹振环的研究,早在1856年出版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翻译的《大英国志》中就采用西历纪年描述英国的历史脉络,而1874年刊行的《四裔编年表》中则采用中西历对照的方式介绍西方历史,反映出当时史学领域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可以说,“到了清末，中国经历了一个时间意识的重要转变，基督教纪年法作为一种世界时间观念已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接受。” 这种时间观念的交融,让中国人调整了基本的时间坐标，将中国纳入到整个世界体系当中，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二是大型钟楼的建造执行着公共时间传递的任务。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势力对我国的侵入日深，影响渐广，尤其是在沿海和通商口岸的城市中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逐渐流行起来，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改变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其中钟表的广泛普及和公共建筑上大型钟楼的建造对人们的时间感知和时间观念影响深远。以上海为例，早在1865年建成的法租界工部局主楼上即安装有大型自鸣钟，时人记载：“钟设法工部局，离地八九丈，高出楼顶，势若孤峰。四面置针盘一，报时报刻，远近咸闻。”而另一座与之齐名的大型塔钟则是建于1893年的江海北关钟楼。“江海北关设在沪北英租界黄浦滩上，规模宏敞，轮奂聿新。近日新造钟塔一座，屼立中央，高耸霄汉，并向外洋购运大钟安设其上。此钟每开一次，可走八日。计大小钟共有五架，权之约重五千八百八十斤。报时者最大，其声甚洪，与工部局之警钟不相上下。”此外，在十九世纪末上海还建有多座大型公共塔钟，如徐家汇、虹口天主堂、学堂、跑马厅等。这些大型公共塔钟都是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制造的以重锤为动力的机械钟，造价昂贵。它们的建造正是当时城市公众生活对统一时间需求的反映，正如乾隆时期的交泰殿大自鸣钟是宫廷中的标准计时器一样,这些大型公共塔钟也是当时上海地区的标准钟，承担起了传递公共时间的任务。晚清人所著的《申江杂咏》中“大自鸣钟莫与京，半空晷刻示分明。到来争对腰间表，不觉人歌缓缓行” 的诗句正是当时人们的以法工部局大自鸣钟校准自己所佩带怀表时间的形象反映。而江海关大自鸣钟则“报刻之小钟声如洋琴，悠扬可听，亦可远闻数里。且四面皆可望，夜间则燃点电气灯，照耀如昼。每锤击时，临风送响，如周景王之无射，噌吰鞺鞳，不独租界居人既便于流览，即浦江十里，贾舶千帆，水面闻声，亦有入耳会心之妙，不诚大有益于斯民哉。”这些大型公共塔钟在统一区域内人们的时间，促使时间公共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未完待续）

原文标题：史上最全的中国宫廷钟表内幕——《时间的历史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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