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最常用的代步工具是车轿。在轿子中安设钟表的记载，最早出现在雍正时期。对此，档案中有明确记载：“雍正六年正月十三日，首领太监赵进忠来说，内大臣佛伦传旨，自今以后出入轿内，右边前头着安表，钦此。”从中可以看出钟表在轿中摆放的位置。

　　至于钟表如何摆放，不妨从档案记载中寻找答案。雍正七年(1729 年)“闰七月二十三日，首领太监赵进忠来说，随侍自鸣钟太监武进庭传：大礼轿内着安表匣一件，记此。于八月二十日做得表匣一件安讫。”这则档案告诉我们，车轿表多配做有表匣。综合两条档案可以看出，车轿表盛放在表匣内，而表匣则固定在“轿内右边前头”。

　　另外，雍正时期皇帝乘坐的车内也安设有钟表。如，“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一日，首领太监赵进忠来说怡亲王谕：上乘车内安的表着做铜合牌胎锦匣盛装，遵此；雍正七年二月初三日，首领太监赵进忠来说郎中海望传将上乘车内盛表匣三个另糊新里，记此。”

　　乾隆时期，仍然沿袭了在车轿上用表的惯例。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四月二十九日，太监如意向粤海关监督德魁传达乾隆皇帝的旨意，让其采办一两件功能较为复杂的轿上用表，自打时刻表或单打时刻带问表均可。几个月后，八月初八日、十一月二十三日，粤海关分别送到五针轿表各一件，太监如意进呈御览后，交给做钟处收贮备用。

一直到清末。清宫做钟处库内仍设有“车轿陈设钟表”一项。光绪六年(1880 年)的《陈设库贮档》显示，当年库贮备用的车轿陈设钟表有：蓝白珐琅凿花盒套红白珐琅表盘单人形底双针铜表一对；镀金铜镟花盒套红白玻璃口珐琅人形底白珐琅表盘双针表一件；铜镀金凿花盒套红白玻璃口珐琅三人形底白珐琅表盘二刻有秒表一对；铜镀金凿花盒套蓝白玻璃口墨地单人形底白珐琅表盘双针表一对；铜镀金五彩珐琅人形底白珐琅表盘面上上弦双针表一对；铜镀金五彩珐琅单人形底珐琅表盘双针表一对。

　　日晒风吹雨淋对车轿本身造成一定的损毁，其上安设的表盒也受到影响。所以，造办处经常重新裱糊表盒。如，乾隆四年(1739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车轿上两个盛表匣，因里面旧坏，需要换新里。二十五日，首领赵进忠将重新糊了新里的表匣，持进交轿上收讫。

　　由于空间的限制， 车轿上使用的基本都是小型钟表，御舟陈设的则多是座钟。平时这些钟表按专项收贮在库内，皇帝乘船时由太监搬出安设，到达目的地后再由太监收起保管。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福舻船上便陈设有嵌茜色象牙银母花架时问钟一座。咸丰年间，御舟备用陈设则有，随洋漆座乌木嵌绿色白玻璃塔时钟一座、随玻璃罩时乐钟一座、随玻璃罩葫芦形顶时钟一对。

清代皇帝每年秋天都到位于今河北省围场县境内的木兰围场巡视习武，行围狩猎。“木兰”，本系满语，汉语之意为“哨鹿”，亦即捕鹿。由于一般情况下是在每年的七、八月间进行，故又称“木兰秋狝”。清朝以弓矢定天下，骑马尚武被奉为满洲根本，正因此，对鞍辔等马身装备也就比较重视。上用马鞍装饰华美，有的饰各种宝石，有的在鞍桥正面中央嵌小表。乾隆时期，乾隆帝对各种安有钟表的马鞍更是情有独钟。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木兰行围前，乾隆帝指令携带十副安大表鲨鱼皮马鞍备用。

　　除进贡外，乾隆帝使用的嵌表马鞍绝大多数是清宫制作的。下面这条档案呈现了安有钟表马鞍的制作过程。“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由随围太监党进忠来说，八月初五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将马鞍上判官头上面着安八方日晷一件，或裱或时刻钟再安一件，俟进京时会合鞍作画样呈览，准时再做。”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