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木佛塔转八仙乐钟 乾隆时期清宫造办处制造

铜镀金亭式升降塔钟 乾隆时期广州制造

铜镀金珐琅水法开花仙人钟 乾隆时期广州制造

史料记载:当时广州的铁匠可把铁铸成极薄的薄片,本领超过欧洲工匠

欧洲列强为了打开中国国门,曾不惜想方设法引诱清廷官员,其中钟表的上贡成为其主要手段。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英国甚至把制钟设备和钟表匠直接输送中国,由于当时中国只有广州“一口通商”,因此广州在学习制钟技术方面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英国人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说,广州工人模仿的本领很高,当时“广州的铁匠可以把铁铸成极薄的薄片,本领超过欧洲工匠。”广州博物馆研究员黄庆昌称,“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几百座广钟都是乾、嘉时期广东的贡品和精典之作,也因此成为保存广钟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

英式大钟越看越有味 法国钟在后期相对花俏

欧洲从公元1232年至1370年之间出现了一些早期机械时钟,这些钟既大又重,多嵌挂于大型公共建筑之上,比如修道院、教堂。随着技术的发展,公元1450年欧洲钟匠虎克发明了发条,这给时钟的小型化创造了条件,而钟摆的发明则进一步提高了时钟走时的准确性。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钟表在英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古董钟表收藏家刘基贤认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尤为重视工业的研发,钟表研发也不例外。据了解,当时对钟匠的要求是较高的,而且建立了一套准入的标准、门槛。当时英国是大力扶持机械师,所以那段时间的优秀钟匠较多,而且水平较高。”

这段时期出现的工匠包括被誉为“拥有质量最高的雕刻镀银钟盘”的托马斯·安德鲁,被列为英国著名钟匠之一的托马斯·哈特利和著名钟表匠爱德华·哈尔曼等。“同一个时代,只有几个出色的钟表匠。”刘基贤认为。

在当时的欧洲,钟表主要制造国只有英国、法国和瑞士,而从这些国家制造出来的钟表均被中国人称为“西洋钟”。其中,英国机械钟首先安置于教堂上,后来以钟装饰建筑转化为用建筑造型表现钟,是因为建筑既有层次又有立体感,例如欧洲最流行的哥特式、洛可可式等装饰手法,都被移植运用于钟表上。而法国钟表则以当时科学技术发明为造型作为其最显著的特点,而瑞士制钟业则由法国传入,他们的钟匠们逐渐接受了法国的制造风格,融入了许多独创新颖的品味。

刘基贤说:“法国钟在后期也相对花俏,没有英国钟沉稳,沉实。英国人更喜欢稳重,实在的风格。所以,英式大钟是越看越有味,有些花俏的装饰反而不耐看。”

康熙曾特设自鸣钟处专门收藏西洋钟

据文献记载,最早将西洋钟表带入中国的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而明万历二十九年,意大利传教士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最先向明神宗皇帝进献了两座自鸣钟,其后,康熙、乾隆年间,欧洲诸国为了打开进入中国大门,传教士、商人、技术人员等,频频带进深得清廷和官宦富商喜爱的西洋钟表,作为礼物,或进献宫中,或卖与官宦富商。同时也把钟表制作的先进技术,带进中国,促进了中国的钟表制造业的发展。

康熙、雍正、乾隆帝不仅对钟表喜爱,还经常写诗赞誉。例如雍正帝有咏表诗:“巧制符天律,阴阳一分包,弦轮旋密运,钟表恰相交。晷刻毫无爽,晨昏定不淆。应时报清响,疑是有人敲。”

康熙喜好西洋机械,进贡机械钟日增,于是特设自鸣钟处,专门收藏西洋钟。由于皇帝常常到自鸣钟处御览古玩,所以为了保持自鸣钟处干净整洁,所以就在造办处下另设做钟处,以仿造和制作钟表。

据资讯显示,18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宫造办处就有100多名中国人在工作,乾隆时期钟表的输入和制作达到了高峰。

古董钟表收藏家石永联介绍:“据有关文献,单是1791年,乾隆便花了十万两白银,购买了1025件英国的钟表。”

可见乾隆帝深知西方是近代机械的发源地,其技术的先进及技艺的精湛都是国内无法比拟的。同时,南方各地尤其是广东对西洋钟表的仿制也越来越多,其中的精品也被地方官员用作贡品。

广州是中国最早最多接触自鸣钟的地方

西洋钟表的大量引进,既掀起了钟表贸易的热潮,也促进了中国机械钟表制造行业的诞生。广州是中国最早最多接触自鸣钟的地方,因为当时海外人到中国必先到广州。由于大量西洋钟表在广州集散,广州开始出现钟表制造业,并成为清代民间机械钟表制造的重要中心之一。

首先是洋人在广州开设钟表作坊。西洋人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从欧洲运来机械设备,派遣匠师,在广州开设钟表工场。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英国人马金图斯,经常来往于伦敦与广州,他就在广州开设了一家钟表工场。同时,广州也出现了一些个体手工业者,他们从仿制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刘基贤分析:“广钟有个特点,就是很注重花俏美观,装饰较为繁复,再留意一点,清代无论是家具,还是广彩,纹饰都有这样的特点,这跟统治者的审美取向有很大关系。但当时的广钟很有限,大部分是专供皇室御用的,后期虽然有做出口,但数量极为有限,当时拥有广钟,相当于一种权贵的象征,因为广钟在当时是一种高端的消费品。”

据资料显示,英国人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说:“广州工人模仿的本领很高,他们能制造和修理钟表、摹仿西洋油画和水彩画。广州的铁匠可以把铁铸成极薄的薄片,本领超过欧洲工匠。”

刘基贤认为,“广钟的前身就是英钟。清朝皇帝很沉迷这种 西洋的玩意 ,并专门在广州、苏州设立造办处,重点是广州,并外派官员到英国学习,回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在研发的,所以当时的产量很低,通常一年一个工匠可能就造一两件,再多点可能就是一两个月一件,但产量都很低,大部分都是给皇室使用。”

广州博物馆研究员黄庆昌则撰文道:“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几百座广钟都是乾、嘉时期的广东的贡品和精典之作,也因此那里成为保存广钟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他强调,“广钟无论是在造型、机芯,还是价格上,都可与西洋钟表相媲美,尤其是在价格上较西洋自鸣钟要便宜得多,故更容易普及和被人接受。”

据了解,到乾隆年间,广州钟表行业具备了相当大的规模,成为中国自主生产钟表的重要基地之一。现已知一德路便有广州商业街钟表公所旧址,其门口尚存“钟表公所”石额一方,为清光绪年间所立。说明当时广州民间钟表业已达到相当的规模。

赏识

康熙《咏自鸣钟》

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

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

绛帻付催晓,金钟预报时。

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

(本版部分内容参考《洋古董钟表》)